第25章 1647—1650年：威廉二世执政期（3）

分歧在1649年演化为冲突，当时荷兰省要求将军队裁减至2.6万人。亲王的回应是，共和国如今的领土远远大于1609年的，因而相应地需要更多军队，来驻守当前组成共和国外围防御圈的15个设防城镇和33座要塞。他坚持主张，荷兰省要求的裁军，将危害国家安全。1649年年初，双方都有所妥协，大体上弥合了裂缝。然而到了夏天，僵局再现。当时军队已经裁减至29 250人，是自15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双方议案的差距也缩减到仅仅几百人。但是双方都拒绝再做任何退让。

显然，如今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陆军的规模，而是谁控制着共和国。按照《乌得勒支同盟协定》的约定，荷兰省作为一个“主权”省份，是否有权在未经总三级会议同意的情况下，解散它供养的那部分陆军？这一宪政问题引发了一系列最根本的议题。如果一个省份可以无视总三级会议、国务会议和执政，单方面解散由它分担的军队，那么上述每个机构都不再有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时代那样的权威了。进一步说，摄政官在17世纪和18世纪通常将联省整体称为“这个国家”，而且至今为止它是一个“国家”；但如果从此以后，各个省份可以独自征募和解散军队，那么联省就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的集合体。一些奥伦治派小册子阐述着这样的观点。

这一宪政维度不仅对各省政治精英、总三级会议官僚机构和执政意义重大，对陆军、海军、公共教会和普通民众也是如此。正如狂热的讲道者亚伯拉罕·范德费尔德的评论，如果格劳秀斯是正确的，每个省份享有“完全的主权”，那么每个省份都有权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不仅是在军事和开支问题上如此，在宗教政策上亦然。“三级会议”派的省主权观念隐含着对多德雷赫特全国宗教会议的颠覆，对整个公共教会概念的颠覆：公共教会意味着它得到了同盟的支持，同时天主教会在所有省份和公地上受到普遍禁止。主要出于这个原因，格劳秀斯的学说遭到加尔文宗正统派阵营的痛斥。

到1649年夏，事态变得明朗，荷兰国家内部的天平开始向摄政官的对手倾斜。威廉二世早在1649年，即他发动政变的数个月前，就决意用军队摧毁荷兰省，夺取国家控制权。早在1649年10月，他就向弗里斯兰执政威廉·弗雷德里克吐露，假如荷兰省继续一意孤行地解散陆军部队，自己就准备发动政变以拯救同盟和自己的权威。威廉·弗雷德里克的日记显示，执政依靠的不仅是6个弱小省份的支持，还有荷兰省内部日益扩大的裂痕。事实上，要实现共和国内部权力关系的长久转变，分裂荷兰省是唯一办法。这是莫里斯政变的经验，也是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到17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能维持其权威的奥秘。威廉二世盘算着，在真正的较量中，事实上仅仅会有6个坚定支持新政策的荷兰省城镇会与自己对抗，它们是阿姆斯特丹、多德雷赫特、代尔夫特、

哈勒姆、霍伦和梅登布利克。他预言，到考验力量的时候，荷兰省贵族院和大概7个荷兰省城镇会与他联盟。在1649年秋，他就计划通过逮捕被他视为三级会议派骨干的那些摄政官，让三级会议派陷入瘫痪。当时，他就列出计划逮捕的9位名流，其中包括4个阿姆斯特丹人——阿德里安·保、安德里斯·比克尔、科内利斯·比克尔和安东尼·乌特亨斯·范瓦费伦。

一开始，两位执政打算在1650年初采取行动。但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在最有利的时机发动政变，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支持力量，在荷兰省内制造尽可能多的分歧。威廉二世明白普通民众在“拉开帷幕”上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希望通过连珠炮似的宣传小册子制造攻势，让摄政官名誉扫地，进而煽动民众反抗摄政官。要到民众彻底揭竿而起，摄政官陷入惊恐之时，亲王才调派军队出其不意地夺取阿姆斯特丹，抓捕反对派。这一计划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一支军队被派驻泰瑟尔岛，以打消英国议会派舰队经此地前往阿姆斯特丹，进而解救三级会议派的任何企图。威廉二世公开宣称的目的是重建他作为执政的权威，制伏荷兰省，清洗阿姆斯特丹的阿明尼乌派、亲摄政官的讲道者，用奥伦治正统派的讲道者顶替他们。执政可以利用这些正统派讲道者来说服人民，支持自己的权威。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晓这一阴谋。但很明显，共和国被一场危机吞没，与英格兰的情况类似，这场危机能够引发内战；而假如威廉二世获胜，他将否决《明斯特和约》，与法兰西结盟，遏制阿姆斯特丹——荷西和约的主要支持者和保证人。远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国务会议看得尤其清楚。于是，马德里方面决定，假如共和国的情势走向极端，或导向内战，那么布鲁塞尔当局应当尽其所能地协助荷兰省，对抗其他势力。

亲王抓住每个机会增加心理压力。荷属巴西情势的恶化在泽兰、格罗宁根和乌得勒支引起越来越强的愤怒，这一罪责牢牢扣到了荷兰省头上。性情暴躁的海军将领维特·德维特出身贫寒，持有反奥伦治观点。他和手下的数位船长被捕，原因是他率领部分与他一同被派往巴西的船只离开环境恶劣的殖民地返回荷兰，但事先未从总三级会议和执政那儿得到如此行事的指令。阿姆斯特丹的海事委员会根据奥伦治亲王的命令将维特·德维特手下的一些船长关押。这激怒了该市市长们，他们坚称在阿姆斯特丹，没有市治安法庭的批准，不得逮捕任何人。随后海事委员会迅速释放了囚犯。然而，维特·德维特本人仍是执政的囚徒，被羁押在海牙。

奥伦治亲王威廉二世在1650年7月，即政变前一个月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厚颜无耻。他教唆出版了一份伪造的文书，谎称是阿姆斯特丹与英国议会的秘密协定，约定假如联省爆发内战，英格兰将派遣一支舰队和1万人的军队帮助荷兰省对抗执政和总三级会议。这份文书是1650年直接得到执政及其扈从赞助的数份宣传出版物之一。

在荷兰省就单方面解散陆军部队进行投票的前几周，冲突双方都给依然摇摆不定的人施加了极大的压力。阿姆斯特丹被指控在影响其他荷兰省城镇上的行事打破了公认的惯例：阿姆斯特丹不仅坚定了多德雷赫特的决心，还试图说服哈勒姆、豪达和斯希丹这些内部分裂的城镇。与此同时，荷兰省内部的分裂如预期那样扩大。4月，奥伦治亲王威廉二世向威廉·弗雷德里克保证，阿姆斯特丹和多德雷赫特如今不过勉强地控制着三级会议中的多数，仅有10票对9票的优势。这个数据近乎准确——假如阿姆斯特丹不依赖哈勒姆和斯希丹，关键的决议根本不可能通过。事实证明，威廉二世在1649年10月做出的预言准确得惊人。1650年5月，解散军队的决议以11比8的微弱优势通过，贵族院和7座城镇——莱顿、鹿特丹、恩克赫伊曾、豪达、霍伦、霍林赫姆和斯洪霍芬一致反对。

此后不久，代理委员会给荷兰省供养名单上的12支骑兵和31支步兵连队的首领发函，下令解散部队。次日，亲王和国务会议通知总三级会议，他们已经指示所有的军官无视任何特殊省份的命令，只遵从总三级会议和作为同盟总司令的执政的指令。当时总三级会议以5省赞同、2省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关键决议，授权亲王作为总三级会议委员会的首领，进入各个曾投票支持单方面裁军的荷兰省城镇。这样做的目的是强迫这些城镇承认，他们的决议违反同盟条约，是无效的，并同意从今往后遵守“国家公认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