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1629—1647年：迎来胜利的共和国（12）

在英格兰内战问题上，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比荷兰省三级会议更同情查理一世的事业，但是他没有采取行动，积极介入，而是满足于保持做些无关紧要之事的支持姿态。迄今为止，17世纪40时代中期荷兰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事宜，是要与西班牙和南尼德兰签订什么样的条款。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渴望在和谈达成以前，在南部取得某些令他威名远扬的终局性胜利，并由此争取最大限度推迟削减军事开支和军力。然而，达成和平和削减战争开支的双双延迟令荷兰省日渐焦躁。在1644年的军事行动中，亲王夺取了萨斯范亨特，随后该地并入荷属佛兰德，与次年最终拿下的许尔斯特情况相似。然而，1646年春，荷兰省拒绝批准当年的军事预算，除非遗留问题——实现与西班牙的和解——得到解决。8月，亲王最后一次尝试夺取安特卫普，但以失败告终。但这时，他已开始与荷兰省协作，以促使明斯特的荷西谈判顺利完成；这违背了法兰西的意愿，也违背了总三级会议一些成员的意愿。当约翰·德克纳伊特开始与荷兰省的首要全权大使阿德里安·保合作，而不是按照泽兰的意愿阻碍谈判进程时，西班牙的全权大使首次意识到，执政正在助力推进和谈。

如今年老体衰的执政的默许，并不意味着联省内再不存在反对与西班牙和解的重大势力，尽管荷兰省中只有莱顿依然坚持反对， 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也在1646年10月停止作对。

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一些扈从极不乐意打破与法兰西的联盟，认为此后共和国的事务就将由阿德里安·保和如今阿姆斯特丹的杰出人物安德里斯·比克尔主持。亲王的儿子兼继承人威廉依然激烈反对，他向法兰西大使保证，他依旧是“法兰西坚定的盟友”。反对与西班牙和解的声势在泽兰、乌得勒支和海尔德兰的聚特芬区依然强劲，鲁尔蒙德区的许多讲道者的态度亦是如此，他们渴望将南部从西班牙和教宗手中解放出来，想在那里推行宗教改革。按照亚历山大·范德卡佩伦的说法，海尔德兰就和谈条款发生的争执大多源于各区对该省领导权的争夺。卡佩伦是聚特芬区的一名主要贵族，后来成为威廉二世的重要拥护者。在总三级会议的政治中，聚特芬区和奈梅亨区向来采取相互对立的立场，就像十二年停战期内，奈梅亨区站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一边，而聚特芬区站在反抗辩派一边。阿纳姆区当时采取了中间立场，1646—1648年间也是如此。1647年，聚特芬区不仅强烈要求完全兼并迈赖和上马斯，还要求西班牙一并交出上海尔德兰区。鲁尔蒙德此前是海尔德兰的第4个区，而如今仍是西属尼德兰的一部分，并且自16世纪80年代以来就被再度天主教化。与此相反，奈梅亨区反对兼并上海尔德兰的要求，并且整体上支持荷兰省。

反对意见足够广泛，各省、区之间的分歧也足够鲜明，因而能够极大地推迟和约的落定和批准。1647年3月14日，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辞世，但持续整个1647年，并延伸到1648年头几个月的复杂争论并没受什么影响。这时，荷兰省在联省中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可挑战，但是，这是一种存在于争执、辩论和共和国两极分化中的霸权。共和国分化为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同时，它们在地方层面上也是相互竞争的势力和庇护网络。

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在去世前的3天，最后一次接见了来自总三级会议和荷兰省三级会议的代表团；他结束会谈时说：“我是三级会议的公仆。” 在他弥留之际，围聚在他卧榻旁的是众多共和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他们包括：代表荷兰省的雅各布·卡茨、惠更斯、代尔夫特狂热的奥伦治派讲道者约翰内斯·胡塔尔斯——他后期出版了有关执政最后岁月的详细记录。执政的葬礼于5月10日在代尔夫特举行。筹备期间，执政的友人与荷兰省三级会议就葬礼级别问题发生分歧。亲王一方希望由总三级会议付费，展现盛大、凯旋般的排场，以赞颂已故亲王，教化公众。但荷兰省坚持应遵循沉默的威廉和莫里斯公共葬礼的先例，做更为庄重朴素的布置。彼得·坡斯特为葬礼过程绘制了8幅插画，随后于1651年出版。送葬队伍的一大特色是20匹巡游马匹，它们驮着象征奥伦治—拿骚家族众多领主身份的盾徽，包括布雷达、赫拉弗、海特勒伊登贝赫、比伦、艾瑟尔斯泰因、莱尔丹、林根、莫厄斯、费勒和弗卢辛的盾徽，当然也包括奥伦治、拿骚和迪茨的盾徽。跟在棺材之后的是威廉二世和包括大选帝侯在内的其他家人，而后肃穆而行的是总三级会议和国务会议成员，走在最后的是荷兰省三级会议成员。送丧队伍中包含了数量多得惊人的贵族和高级军官，这向公众展示出执政宫廷享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