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1629—1647年：迎来胜利的共和国（11）

荷兰省日渐强硬的立场不仅限于开支和军力方面。如今荷兰省比17世纪30年代时更为团结；即便亲王日渐恶化的健康状态没有更严重地妨碍他工作，亲王也还是无法阻止荷兰省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依然保留着从前那批心腹，但从此以后，亲王都在争取避免或尽量减少内讧，尽力打造一种折中之法，期望能包容荷兰省已然增强的地位，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17世纪30年代打造的准君主制制度。1641年12月，亲王与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一致同意，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开启和谈。这一决定有利于亲王。如今，有了正式谈判机制，法兰西、瑞典、荷兰、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参与其中。尽管在好些年里都没有出现真正的谈判，但这一机制有助于执政名正言顺地继续阻碍布鲁塞尔与海牙之间直接进行试探性和谈。虽然在1641—1644年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和谈进程，但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及其盟友如今可以宣称，他们正遵照法荷联盟的协定，跟法兰西一道，与西班牙和谈。

削减亲王权力的关键一步是对总三级会议秘密委员会的渗透，而这种渗透出现在荷兰开始商讨派往明斯特和会的荷兰代表团的组织形式及其任务之后。1643年8月，荷兰省三级会议给派驻总三级会议的代表拟定了新的指令，禁止他们在总三级会议及其委员会里继续讨论战争、和平、停战和向外国派遣外交使团的相关事宜，除非收到荷兰省三级会议指示。这打破了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体制，顺利让荷兰省三级会议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逐渐占据上风。其他省份很快追随荷兰省的领导，给它们在总三级会议的代表下达了新指示。

此前，执政曾展现出充沛的领导力，但政治局势的转变和他衰退的健康状况，给他执政期的最后几年平添了一股动荡不定、优柔寡断的气氛。他自己的扈从分歧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与荷兰省妥协的程度这一问题上。1643年的政治议程上最主要的议题就是给派往明斯特和会的荷兰代表团的指令。经过详尽的商议，总三级会议同意与西班牙和解，前提是：腓力四世交出整个迈赖地区；承认荷兰在东西印度取得的胜利；同意永久关闭斯海尔德河到海洋的交通；满足泽兰省在佛兰德港口关税方面的要求；解除针对荷兰航运和贸易的封锁。此前西班牙已承认联省主权独立。总三级会议投票同意保持敌对状态，直至西班牙国王批准在明斯特达成谈判协定。

但是，荷兰的全权代表要完全遵从这些条款，还是可以稍做修改？对此，联省依然存在分歧。到1644年3月，7个省份中6个表示同意，联省并非所有条件都要完全得到满足。但泽兰人依然坚持，一旦西班牙否决任何条件，全权代表就必须中止谈判。这是因为泽兰人担心，假如其他省份被引诱舍弃有关佛兰德港口关税的条件，泽兰与南尼德兰的过境贸易将受损。泽兰提醒总三级会议，在十二年停战期间，泽兰的转口贸易被转移——正是荷兰省商人“通过佛兰德各海港，向布拉班特、佛兰德和其他省份供应联省的商品，甚至包括鲱鱼”，而绕过泽兰和斯海尔德河口。

明斯特和会的进程让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得以缓和荷兰省内对西班牙、南尼德兰和法兰西相关问题的纷争。英格兰的内战在荷兰省与亲王之间引发一些分歧，但这并非严峻的难题。但是，在丹麦的桑德海峡和荷兰波罗的海贸易的问题上，丹麦与荷兰爆发了严重冲突。1638年，丹麦—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开始实行一套严厉的反荷兰重商主义政策。他大幅增加了对通过桑德海峡进出波罗的海的外国船只征收的通行费——其中占比最大自然是荷兰。最终，总三级会议向哥本哈根派去一名高级大使，要求取消增加上述通行费政策，撤销丹麦在格吕克施塔特对易北河贸易新开征的通行费，并且解决荷兰与丹麦之间关于斯匹次卑尔根岛周边捕鲸基地的持久纠纷。丹麦国王驳回了这些要求，转而与西班牙订立同盟条约，开始配合西班牙封锁荷兰，并对离开汉堡和易北河、前往西班牙的船进行检查、颁发许可证。而总三级会议在好些年并未采取行动。到1644年，北荷兰省的大商人、船长和海员之中积累起滔天愤怒之情，阿姆斯特丹坚持主张派舰队去迫使丹麦人就范。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表示反对，并宣称更为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应付对西班牙的战争以及维持荷兰海军对佛兰德海港和私掠船基地的封锁。这一事件最令人瞩目之处在于，荷兰省三级会议整体不愿意像阿姆斯特丹和西弗里斯兰各海港那样，给予波罗的海贸易这样高的优先地位。南荷兰省各城镇，包括鹿特丹，并不认为波罗的海如此重要。在这个关键节点，它们认同泽兰的意见，即维持针对佛兰德私掠船和海港的最大海军压力，要比派舰队对付丹麦人更重要。最终的结果是妥协。大部分舰队留在英吉利海峡。而临时组建的第二舰队最终在1645年夏被派往丹麦，其中包括6艘从东印度公司雇来的舰船。舰队迫使哥本哈根做出屈辱的让步，降低了通行费，虽然此时该政策已实行了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