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1607—1616年：荷兰政治体内部的危机（2）

该省三级会议的议长莱登贝赫向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求助。总三级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会见反抗者并“调和”各派。行会代表要求在城市管理方面进行众多改革，要求禁止在乡村从事“城市产业”并提高乌得勒支城在三级会议中的发言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荷兰省三级会议发现并没有可以妥协的余地，便劝说联省三级会议派军队镇压行会叛乱。莫里斯托病拒绝领导这次远征，于是给了他的异母弟弟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第一次隆重登场的机会。乌得勒支人曾讨论过围城战，但是当军队临近时，他们的虚张声势迅速消散。军队被迎进该城。先前逃亡的摄政官和贵族归来。最终到5月，加尔文宗的新议事会被废除，“自由派”重新掌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赢得第二轮较量。

但是戈马尔派意识到，他们尚有力量在社会中煽动对“自由派”和阿明尼乌派的不满。于是戈马尔派不断试图煽动公众反对他们在教会和政府中的敌人，谴责这些人是异端，是贝拉基主义者，也是索齐尼主义者。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支持阿明尼乌观念的神学院毕业生取得讲道者职位。教会内厄伊滕博哈特领导的阿明尼乌派——阿明尼乌本人已在前一年过世——得到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支持。他们判定，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三级会议一道迎头抗击严厉的加尔文宗正统派，击败他们，重塑公共教会，消除信纲的刻板僵化，由此尽量减轻神学方面的摩擦及其公共影响。

结果便是阿明尼乌派提交给荷兰省三级会议的著名文本《抗辩书》。这一文本——可能是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推动下 ——由厄伊滕博哈特起草，它要求修改《尼德兰信纲》，确认国家对教会的权力，并重申阿明尼乌对预定论的立场。《抗辩书》获得了44名公共教会讲道者的签名，于1610年7月由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呈交给省三级会议。戈马尔派随后接受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提议，在三级会议上举行每方6人的神学辩论，以解决争议的问题。阿明尼乌派队伍由厄伊滕博哈特和才能卓著的年轻人西蒙·埃皮斯科皮厄斯领衔；戈马尔派一方则由阿姆斯特丹讲道者普朗修斯及其莱顿同人费斯特斯·洪米厄斯率领。在论辩开始，戈马尔派发布了他们同样著名的《反抗辩书》，它表达了反阿明尼乌的立场，拒绝修改《尼德兰信纲》，重申戈马尔关于预定论的立场，并谴责抗辩派的托词——在全国宗教会议解决纷争之前，各省宗教会议或教区会议不应决定任何事情。反抗辩派主张，市政当局不能要求教会保留反对教会教义的牧师。

抗辩派与反抗辩派在预定论这一神学问题上相互冲突，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持有相悖的观念。1610年，厄伊滕博哈特在海牙发表重要文本《论基督教高级政府在教会事务中的职权》，主张：在任命讲道者、规范教义、召集宗教法院和决定会议议程方面，国家有凌驾于教会的权威；国家有权在教会会议中派驻代表、发挥影响力。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及其盟友看来，教会有可能对其成员实行暴政；他们力图阻止这些行为，保障个人自由，将尽可能多的社会元素融到公共教会中。厄伊滕博哈特的伊拉斯谟主义则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派提供了神学基础。在厄伊滕博哈特眼中，教会本身不能拥有任何最高权力：它或许能争辩但不能强迫，能游说但不能命令。

起初，阿明尼乌派与戈马尔派的争论局限在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但各省讲道者之间、不同大学之间联系紧密，反抗辩派还竭力在偏远省份动员民众支持该派的主张——这些省份的市政当局不太可能像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城镇那样追随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于是，两派的争论迅速传遍整个共和国，波及所有社会阶层。埃皮斯科皮厄斯曾在莱顿跟随阿明尼乌学习。1609年，他到弗拉讷克深造时，亲自将争论带到那儿。埃皮斯科皮厄斯刚刚抵达该城，就陷入了冲突，对手是弗里斯兰戈马尔主义正统派的主要发言人西布兰德斯·吕贝特斯。在弗里斯兰乡村地区，抗辩派没什么影响力。而在吕伐登、弗拉讷克和多克姆，阿明尼乌派确实赢得了追随者。1610年，吕伐登的骚乱过后，一个支持宗教自由的城镇议事会出现了。它抵制得到威廉·洛德韦克支持的严苛正统派，同时减轻了加在门诺派身上的压力，与此同时还偏向抗辩派。吕伐登的这一派别被称为“政治乞丐”。1615年，渴望强制推行加尔文宗正统派的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插手该城事务，试图恢复旧的治安法庭——它由被称为“日内瓦乞丐”的严厉加尔文宗派系掌控。吕伐登的“自由派”向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寻求支持。荷兰省三级会议通过总三级会议向弗里斯兰派遣代表团，警告该省三级会议不要侵犯吕伐登的城市特权。1616年9月，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宣布，在弗里斯兰，某人在被任命为归正会讲道者之前，必须先签名支持并宣誓忠于《尼德兰信纲》。

在格罗宁根，阿明尼乌派没什么影响力。不过，上艾瑟尔和海尔德兰都已被论战深刻分裂。坎彭是阿明尼乌派在上艾瑟尔的主要中心，在莱顿大学毕业生托马斯·霍斯维尼厄斯的带领下，该城所有讲道者都站在抗辩派一方；抗辩派在兹沃勒和乡村地区也有一些支持力量， 神学热情也绝不仅限于讲道者和摄政官群体。按照威廉默斯·鲍达尔修斯的说法，坎彭的船夫和马车夫都是十分热情的抗辩派，他们在1617年甚至拒绝运输该城著名反抗辩派商人的货物。上艾瑟尔的贵族集团也处于分裂状态，不过暂时来说，亲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贵族在坎彭的支持下主导着三级会议和代理三级会议，阻止了会议采取打击抗辩派的措施。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海尔德兰，这里的势力天平偏向反抗辩派。在奈梅亨城，大多数摄政官和讲道者都支持抗辩派，奈梅亨区的许多贵族也是如此，蒂尔和扎尔特博默尔两城的情况类似。当时控制着奈梅亨市议事会的市长克里斯托夫费尔·比斯曼，以及抗辩派的屈伦博赫伯爵，是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海尔德兰最为重要的盟友。阿纳姆城有两名抗辩派讲道者，不过该城陷于分裂中。而阿纳姆大部分地区和聚特芬地区都是反抗辩派；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政敌从一开始就控制着海尔德兰高等法院。1612年，反抗辩派掌控了该省的宗教会议，下令该省所有归正会牧师必须签名忠于正统派并遵守《尼德兰信纲》。

泽兰属于坚定的反抗辩派。但布拉班特北部的驻军城镇成了归正会各派团体激烈争执的场所。在赫拉弗，讲道者帕吕达纳斯和归正会学校教师都站在抗辩派一方。在布雷达，抗辩派讲道者伊萨克·迪亚曼修斯与强硬的戈马尔主义者亨里克斯·博克斯霍恩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为了平息争端和不断传播的极端情绪，这里的治安法庭于1615年12月禁止牧师在讲道坛上宣讲有关这场全国性论战的内容。这一时期，布拉班特驻军地的治安法官通常都支持抗辩派，这是荷兰省在选人方面“勤勉和实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