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身份认同的分化：《十二年停战协定》（5）

16世纪90年代，得益于停战协定，安特卫普也开始了不完全但持续的复兴。复兴在1625—1648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虽然速度有所减缓。安特卫普的商业展现出新的生命力，不过相比1585年以前，如今的商业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规模也更小。安特卫普现在成了南北物流往来的重要中转站。诚然，1609年签署停战协定之后，安特卫普的一些行业遇到了来自北部的强大竞争，因为后者的收费更低；同时，砖瓦制造业等少数行业根本没有复兴。此外，对英格兰未染色布料进行精加工的生意自1585年转移到北部后再未被南部赢回。不过，安特卫普仍在许多专业行业站稳了脚跟，包括丝织业、珠宝业、挂毯业和精制家具业。作为天主教图书出版和宗教艺术中心，它的产业规模也急剧扩大。安特卫普的人口没有大幅增加，但稳步增长，从1585年的4.2万增至1595年的4.7万，再到1612年的5.4万，以及到1648年的6.2万。不过，安特卫普的复兴绝非例外。情况正好相反，根特和布鲁日也以类似的速度恢复，同样得益于停战协定。根特的亚麻业十分繁荣，其港口停满了来自荷兰省和泽兰省的船只。根特与其他南部城市一样，经历了房屋建造业的蓬勃发展，停战时期尤其如此。该城人口从1600年的3.1万增长到1670年的5万左右。在布鲁日，经济复苏的驱动力来自“新布料”行业，如纬起绒布，尤其是“细哔叽”。1615年前后，在布鲁日运转的纺织机基本与大起义前夕的一样多。布鲁日的毛布行业到17世纪50年代都一直具有新活力。

不过，南部复兴中最令人惊叹的方面还是旧信仰和旧教会的重生。虽然特兰托公会议决议的某些部分要到1609年才得以执行，但南部反宗教改革最重要的部分——对普通人进行密集的再教育并推动其认信，早就在稳步进行中。城市精英后代的教育被耶稣会牢牢掌握，进而形成了在激进天主教氛围中成长的全新一代。耶稣会学院在各重要城镇中涌现。在1585年西班牙重夺安特卫普后不久，这里的耶稣会士只有3人，到160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1人。1608年，安特卫普的耶稣会学院搬进了宏伟壮丽的新场地。安特卫普的耶稣会学生人数从1585年的0人，增长到1591年的300人，1613年已多达600人。宗教印刷品在安特卫普大量印刷。早在1587年，安特卫普就开始采取措施，以确保这里的所有孩子，即便是最贫穷、最受忽视的那些，都能接受到天主教的宗教指引。到1606年，一个主日教育系统已经在运转，它由市政当局资助，依附于各个堂区教堂。它用教理问答的方式教导孩子，不向家长索要任何费用。为了确保将大多数孩子网罗其中，它还引入了一套登记和罚款制度，未能将孩子送到每周教理问答课堂的家长会受到处罚。到1620年，仅安特卫普一地就有3 200名儿童前往这些主日学校。斯海尔托亨博斯于1595年引入主日学校体系。在耶稣会的鼓动下，该城成立新的兄弟会，专门负责向富裕的平信徒募款，用来为贫民的孩子提供免费的礼拜日教育。

在城镇中，在另一代人里，秘密加尔文宗依然是南部生活中的一个要素。停战期间，从安特卫普跑到里洛附近的荷兰要塞，去驻军教堂参加加尔文宗仪式的居民每次多达400人；这还只是最胆大妄为的一批人。出于一些原因，布鲁塞尔当局在1585年之后的数十年间依然对安特卫普的民众保持警惕。迟至1622年，仍有英格兰观察员评论道，安特卫普的许多人希望荷兰夺取此城，他们相当支持共和国和新教，甚至希望看到斯海尔德河口能通过荷兰战胜西班牙的方式得以重启。到17世纪30年代早期，安特卫普主教才认为当地新教已经足够边缘化，不再能造成严重威胁。

在对民众进行再教育和推动认信的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是采用视觉工具，如艺术、建筑和宗教印刷品。印刷商为儿童和贩夫走卒量身定做了教理问答小册子和短篇经文，因为这些人通常是半文盲；类似的，印刷商还提供了大批适合陈列在贫寒之家的廉价印刷品。到1617年，安特卫普至少有10家印刷工坊，其中一些雇工众多。它们生产了大量圣徒和宗教场景的复制图。由于这种复制手段已经成为普及宗教艺术和当时的画家画作的有效方式，它吸引了鲁本斯等南部重要艺术家的注意力。安特卫普的宗教印刷品十分成功，甚至它们不仅大批销往西班牙和葡萄牙，还大量出口到西属美洲，并通过各种渠道销往远东。

南部新文化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是新的教堂、小礼拜堂和修道院的激增。大起义，以及1566年、1576—1578年和1580—1581年爆发的数次圣像破坏运动，摧毁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修道院，剥夺了堂区教堂和主教座堂的圣像和圣坛。教会的建筑物几乎全都有待重修。这无法在1585年西班牙夺取安特卫普后即刻开始，因为当时经济萎靡、斗争不断且资源匮乏。不过，大概从1606年起，重建和翻修获得了动力，南尼德兰开始大规模、高质量地发展宗教艺术，修建宗教建筑，除意大利之外，欧洲其他地方都难以匹敌。1590—1670年间，仅根特一地，就建起了至少35座不同种类的修道院建筑； 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体相似。要为装饰工作找足够的艺术技工也不难。与其他团体不同，1585年许多艺术家倾向于留在安特卫普。这里并不缺乏训练新人才的师傅，而且由于许多南尼德兰艺术家从意大利归来，技艺人才的储备也增加了。1616年，安特卫普的圣路加行会有至少216名画家，是1584年的2倍。

阿尔贝特大公和伊莎贝尔公主支持再教育和认信的行动，并提高了教会的影响力，其重要方式就是将大量资源投入宗教艺术和建筑。在这两个领域，特别是建筑领域，他们偏爱来自罗马的新巴洛克风格；大公夫妇还密切参与制订文化复兴的计划。1605年，他们把安特卫普艺术家、建筑师温塞尔·科贝赫从罗马召回，任命他为宫廷建筑师和艺术顾问。科贝赫年纪较轻的亲戚雅各布·弗朗卡特也同样在打造南部新宗教建筑方面贡献卓著。他们两人都曾在意大利受训，并且通过引入意大利的流行观念开启了自己的事业。不过，大概从1615年起，他们不断将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与地方传统成功融合，并在作品中反映出广泛流传的南方文化潮流。这股潮流最卓著的代表要数鲁本斯。鲁本斯是南尼德兰最杰出的艺术家，但同时也与罗马、马德里和维也纳有着密切的艺术联系。

科贝赫为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其他城市设计了无数建筑，最令人瞩目的作品之一是于1615年动工的安特卫普新奥古斯丁教堂。弗朗卡特也与许多大工程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布鲁塞尔的耶稣会教堂。阿尔贝特大公和伊莎贝尔公主在1606年举办盛大仪式为其奠基，又于1621年，即停战协定刚刚期满之时，为其举办隆重的落成典礼。弗朗卡特参与设计的新建筑中，最宏伟的要数安特卫普的耶稣会教堂圣依纳爵教堂。它主要按照罗马的巴洛克风格修建，方案得到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首肯。教堂的落成仪式在1621年9月，即阿尔贝特大公去世后不久举行，场面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