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身份认同的分化：《十二年停战协定》（2）

1608年2月，正式谈判在海牙重启，西班牙宫廷更为挫败。事实表明，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口头承诺并不作数。试探了摄政官们的意见后，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明白，即便是为了全面的和平，为了联省在法律上被承认为“自由的国家”，逼迫东印度公司解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它在政治上完全不可行，因为许多摄政官和精英商人都重金投资了这项事业。不过，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准备中止设立西印度公司的计划，并且还准备阻止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进一步扩张。因为这与他先前暂定的妥协方案不同，因此这毫无意外地毁灭了全面和平的前景，还差点儿让停战的希望落空。

共和国现在提供的补偿条件相当有限，西班牙和大公夫妇根本不愿承认共和国完全独立。然而，即便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能给予的仅是这些，他在国内还是陷入了相当大的危险中。他与莫里斯的关系自1600年以来就不断恶化，如今已经极其紧张。他与泽兰和阿姆斯特丹的关系也是如此。1607年，莫里斯最初反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对西班牙妥协的政策失败了。他曾试图在威廉·洛德韦克的协助下，在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这些激进加尔文宗省份动员战斗情绪， 但这些省份只是短暂地在总三级会议上站在泽兰一边，到1607年秋，它们事实上已不再反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政策。与海尔德兰、上艾瑟尔和乌得勒支一样，这些省份展现出诸多厌战迹象，且不愿进一步增加赋税。莫里斯担心自己过于孤立，不得不缓和论调。1607年3月，荷兰省三级会议就停战进行投票时，只剩阿姆斯特丹还在反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阿姆斯特丹一直是个强劲的对手，他们始终执拗地反对议长的政策； 此外，荷兰省其他市镇的一些群体也对停战存有相当大的忧虑。代尔夫特尤其闪烁其词，它担忧着东印度的贸易；并且按照英格兰观察员的说法，代尔夫特认为“停战将带来与西班牙进行贸易的自由，很快这就会让所有的大商人和船员放弃那些漫长乏味又危险的航行”。在泽兰，殖民利益也是一个强力因素，不过泽兰反对停战的主要动机在于：迄今为止，泽兰省的繁荣主要依靠与佛兰德和布拉班特进行的繁盛的战时过境贸易，这要通过斯海尔德河与兹韦恩河实现；一旦敌对状态结束，荷兰解除对佛兰德海港的封锁，泽兰的过境贸易就会衰落。

1608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批评者在整个共和国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宣传运动，竭力用商业、军事和宗教的观念影响人民，试图用所有想象得到的阴谋抹黑停战的议案。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和私人的几内亚公司向荷兰省和泽兰省的三级会议提交请愿书，警告他们新得手的远距离贸易将遭遇不测。泽兰省三级会议认为，停战的议案是“毁灭性的和危险的”。它还颁布纪念奖章，一面印着泽兰省的盾徽，另一面刻着特洛伊木马被拖入城池的图案——三级会议借此警告，假如总三级会议被诱骗接受西班牙的提议，灾难将接踵而至。1608年秋，莫里斯在给荷兰省各城镇议事会的公开通函中坚持称，停战方案将威胁共和国的安全，甚至可能导致西班牙暴政的复辟。不过，该政论的主要的宣传工具是印刷的小册子，它们被大量印刷，而阿姆斯特丹和米德尔堡印刷得尤其多。一些最有力的小册子出自威廉·于塞林克斯之手，他本人是来自南部的流亡者，是西印度公司方案的主要支持者，主张停战会损害荷兰在印度的利益，还将严重破坏哈勒姆、莱顿和代尔夫特的纺织业——因为停战将让佛兰德的纺织业得以复苏。

但是，在荷兰省摄政官眼中，最有分量的还是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观点，而有决定权的也正是这些人。摄政官非常清楚，如果不大幅增加赋税，总三级会议的财政根本不足以继续支持战争，而增税是不明智的。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承认，相比附带承认荷兰独立地位的全面和平，停战十二年的方案或许并不那么有吸引力，但它能将共和国从财政绝境中解救出来。相比继续战争，将共和国的军队从对西战争中解放出来，可以让总三级会议更有效地插手荷兰在别处的利益保护；当然，它还能挽救荷兰在欧洲的贸易，因为西班牙将解除禁运，荷兰到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的航运将由此复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主张，解除禁运后在欧洲贸易中累积的财富将大于停止东印度公司扩张造成的损失。

西班牙没能争取到解散东印度公司的条款，所以转而提出了一份十二年停战协定，交换条件是荷兰诸省给予天主教信仰公开的宽容。但是在1608年的形势下，让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其性质就和要解散东印度公司一样。谈判又一次走到破裂的边缘。最终，腓力三世和莱尔马公爵在深刻反省之后，同意停战条款。无论是外国外交官，还是大多数西班牙人，都认为这些条款更多地彰显了“反叛者”的威望而不是西班牙的。荷兰唯一切实的让步就是中止西印度公司的计划，承诺东印度公司不再攻击在亚洲的葡萄牙人，不过这一让步仅持续到1613年。1609年4月9日，停战协定在安特卫普的排场盛大的庆典中签署了。不过，西班牙和联省中都有众多政治精英团体对停战协定耿耿于怀。正如阿姆斯特丹议事会抱怨的，在一个本质上是暂时的停战协定里，西班牙承认联省“如同”一个主权国家在事实上毫无意义。

停战协定的政治、经济影响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论断在众多方面得到证实，共和国收获颇丰。最初，最为明显的是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共和国自16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成为欧洲一大强国，但它缺乏与大国地位相配的标志。在《无双协定》中，英格兰国王并未正式承认联省的独立主权，在官方意义上，共和国依然被视为临时性存在，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反叛国家，它缺乏合法性，它的使节不能得到外交大使的待遇。此外，反西班牙事业紧紧束缚了共和国的军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都还没有直接与共和国军队对阵。共和国能否在没有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帮扶和资助下生存也遭人怀疑。所有这些都在1609年发生转变。西班牙极不情愿地承认，共和国事实上“如同”一个主权国家；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北非和近东的穆斯林政权，都认为停战协定完全肯定了联省的合法性。

1609年，法兰西和英格兰都在各自的首都承认荷兰使节为全权大使。不久后，联省就与威尼斯建立外交关系，1610年12月又与摩洛哥建交。奥斯曼宫廷来信邀请总三级会议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常驻大使；次年，共和国第一任派驻奥斯曼宫廷的大使科内利斯·哈加启程就任新职位。共和国的常驻大使依然非常少，但对其地位的认可使得共和国能够建起一张领事网络，这对于像共和国这样的海洋国家而言十分有价值。自此开始，共和国的常驻领事能够定期发回报告，协助陷入法律、政治难题或贸易纠纷的荷兰大商人和船长，并起到外交辅助人员的作用。共和国的代理人和领事驻扎在德意志和波罗的海的城市，以及例如里窝那、阿勒颇、塞浦路斯、威尼斯、热那亚、阿尔及尔和赞特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