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大起义之后的社会（5）

商业精英

大起义之后，共和国中有一个近乎全新的精英群体——商业精英。因为在大宗货运时代，北尼德兰并不存在真正的商业精英。直到16世纪90年代，摄政官都是北尼德兰城镇最富裕的群体。尽管这些摄政官之中，许多人都是活跃的商人，但他们通常只是酿酒商或零售商，而非大商人。相比安特卫普、威尼斯、伦敦或吕贝克那种真正的商业精英，从事商业的北尼德兰人资产相当微薄。16世纪90年代之前的摄政官兼商人群体从事谷物、原木、盐、鲱鱼和乳制品行业。阿姆斯特丹的旧议事会中，一些人也是布商。

荷兰的商业精英到16世纪90年代才随着“高利润贸易”的兴起而诞生。他们比旧的摄政官群体富裕得多；而且从一开始，这一群体的成员就是多元的。因为商业精英的出现是经济结构重组的结果，而非任何特定移民群体到来的结果。于是，从安特卫普和南尼德兰移民而来的富裕商人，绝不是新商业精英阶层的唯一成分，尽管他们的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本土摄政官也同样重要，一旦时机出现，他们也普遍选择投资新兴的“高利润贸易”。此外，1600年前后，还有一些精英商人家族从德意志来到荷兰，如波彭家族和多伊茨家族。与安特卫普移民和荷兰省摄政官一样，这些人大多信奉归正会。这里的精英商人都不是天主教教徒。

当然，16世纪90年代，在与加勒比、巴西、西非、俄国北部和东印度的贸易中，投资最多的要数新近到来的南尼德兰人。不过，如果说荷兰省的本土摄政官兼商人群体在起步时还没有那么多钱用来投资，那么他们用更强大的政治势力加以弥补了。几年之后，这些权势就转化为他们财富的巨额增长，以及对“贵重商品”贸易投资的大幅提升。当然，就获得特许状的联合股份制公司而言，精英商人并非唯一的投资人。但的确是精英商人提供了大部分资本，也是他们与摄政官一道，垄断了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职位，进而垄断了对两个公司的控制权。以东印度公司的泽兰分公司为例，1602年，该公司有264名投资人，其中的37人提供了过半的资金。

1602年，东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分公司共有1 143名投资人，而其中81名“主要投资人”提供了近一半的总资金。分析这些投资，为我们了解萌芽期荷兰商业精英的构成提供了指引。这些“主要投资人”中的南尼德兰人和荷兰省本地人数量基本相当。后一群体中，最重要的投资人都是摄政官。此外，还有3名来自德意志的“主要投资人”，其中扬·波彭投了3万荷兰盾。

1602年，人数众多的安特卫普流亡者是东印度公司“主要投资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间，他们所属的家族一直是阿姆斯特丹和荷兰其他城市的商业精英来源。这些家族中有德福赫拉勒家族、科伊曼斯家族、索泰恩家族、德斯科特家族、霍代恩家族和巴托洛蒂家族。不过，许多阿姆斯特丹摄政官家族的“主要投资人”同样高度活跃于远距离贸易领域。尤其著名的有：赖尼尔·保，投资了3万荷兰盾，他的父亲曾从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赫里特·比克尔，酿酒商之子，投资了2.1万荷兰盾；大商人赫特·迪尔克斯·范伯宁亨，投资了1.5万荷兰盾，他的父亲是奶酪贸易商，他本人也曾从事奶酪贸易；赫里特·雷因斯特投资了1.2万荷兰盾，他是煮皂工的孩子，后来成长为大商人，并最终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约纳斯·维特森投资了1.2万荷兰盾，他也是出身寒微的重要大商人，最初以波罗的海贸易起家，后来逐渐发展成加勒比、圭亚那、俄国和曼哈顿贸易的主要交易商。

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分公司最早的董事会成员既包括外来的精英商人，如伊萨克·勒·梅尔、马库斯·德福赫拉勒和雅克·德费拉尔，也包括本地新兴精英商人群体的主要人物，重要的有保、比克尔、范伯宁亨和雷因斯特。泽兰分公司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7世纪初，东印度公司的多数摄政官领导人事实上也是活跃的商人。而在过去，直到16世纪80年代之前，阿姆斯特丹和荷兰其他城镇的城市富人主要是中等富裕人群，他们从零售业、酿酒业、煮皂业、精制盐和波罗的海大宗货运贸易中赚钱；而1590年之后，这些传统的富人迅速被排挤出城市社会的高层，而与欧洲、黎凡特以及东、西印度群岛进行“高利润贸易”的更阔绰的“新富人”占领了高地。结果，原本构成荷兰省城市社会精英阶层的酿酒业、捕鲱业、盐业、乳制品加工业和原木行业的商人从城市富人的上流社会中消失了。阿姆斯特丹1585年的纳税评估显示，该城最富裕的346名居民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专门从事谷物、原木、鲱鱼和乳制品贸易的商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631年的纳税评估显示，阿姆斯特丹387名最富裕的居民中尚存的谷物和原木商人少得惊人，鲱鱼和乳制品商人则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精糖炼制商和丝织业商人，以及人数更多的海外贸易商人。1631年，阿姆斯特丹计税财产最多的10位市民的名单证实，再没有从事波罗的海或大宗货运贸易的商人跻身最富裕者的行列。该城最富裕的都是专门从事“高利润贸易”的人，有时也是土地开垦计划的投资人。巴托洛蒂、科伊曼斯和德福赫拉勒都是重要安特卫普流亡精英商人的后代。扬·德瓦尔是安特卫普著名商人让·德拉法耶的侄子，专门从事对威尼斯的贸易。在1592年定居阿姆斯特丹以前，瓦尔曾在威尼斯为其他安特卫普商人做了多年的代理人。安东尼奥·莫昂出生于根特，与科伊曼斯一样，也是哈勒姆亚麻业的重要贸易商。迪尔克·阿勒韦因则是铸币厂厂主的儿子，他从事多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同时在贝姆斯特圩田上拥有大量土地。17世纪30年代末，迪尔克·阿勒韦因及其子开始在贝姆斯特圩田建造乡村宅邸弗雷登堡，设计师是彼得·坡斯特和菲利普斯·芬格博斯。

波彭家族的巨额财富来自各种“高利润贸易”和土地开垦项目。雅各布·波彭的父亲扬·波彭是最早一批投资东印度贸易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之一。他还参与对俄国贸易。雅各布则投资贝姆斯特圩田项目。他非常有钱，甚至因此成了市议事会的成员，这对移民的儿子来说是至高无上的殊荣。

技术精英

16世纪90年代荷兰贸易体系结构重组所创造的另一类精英是拥有专业技术的精英。“高利润贸易”的成功在诸多方面改变了荷兰社会，但意义最重大的莫过于造就了一类于欧洲历史中罕见，但比其他群体为荷兰黄金时代文化的精纯与雅致做出更大贡献的精英。这一领域中的许多技术同样是从安特卫普转移来的。

在16世纪早期和中期，安特卫普已发展为首个世界贸易转运港，许多新兴的专业技术也在斯海尔德沿岸以及整个南尼德兰发展成熟。

欧洲北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与之媲美。一些新技术是本地的发明，尤其是染布工艺和所谓的新布料，例如翁斯科特的“细哔叽”。其他的技术，如丝织工艺、精制糖技术和金刚石切割技术则来源于欧洲南部，尤其是意大利。随着西班牙重新征服南尼德兰、攻陷安特卫普、封锁斯海尔德河，带有新专业技术的人，以及大批不那么有技术的劳工移居他乡。不过跟缺乏技术的劳工不同，许多专业人员先是前往德意志，直到在海上经济开始急剧扩张后，他们才折返北尼德兰。正是北尼德兰16世纪90年代的经济结构重组，而不是来自南部的移民潮，使共和国得以吸收并依赖这些新技术。也是“高利润贸易”的兴起，以及新贸易打造的出口型产业网络，让荷兰后来有可能在17世纪初期吸引其他先进技术人才。这群人与来自南尼德兰的大批流亡者无关。他们中有在十二年停战期间从亚琛、汉堡和德意志其他城市来的炼铜专家，也有一些从威尼斯来的化学工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