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大起义与新国家的诞生（14）

效果正如总三级会议后来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行的野心勃勃的内河禁运，莱斯特伯爵的禁运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平常沿荷兰内陆水道进行的驳船运输大部分瘫痪或被迫改道。共和国内，食品价格，尤其是奶酪和黄油的价格下跌，这巩固了城市人口对莱斯特伯爵的支持，但也令贸易和乡村地租缩水。由于荷兰商人不得再向西属尼德兰、西班牙或葡萄牙出口谷物，荷兰船只从波罗的海进口谷物也受到不利影响，以往的航线大多改道英格兰、法兰西，甚至苏格兰。

莱斯特伯爵与荷兰省之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就可以察觉，现在则渗透到了荷兰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几乎所有新进展都会增加双方的愤怒。从荷兰省的角度看，伯爵的措施中最令人恼怒的是他1586年5月与上艾瑟尔三级会议进行的谈判。该省三级会议一直远离乌得勒支同盟，在过去三年里也只是敷衍地参与总三级会议。莱斯特伯爵对付上艾瑟尔的办法是派遣私人使节和秘密信使，而不是通过总三级会议的正式机制。这引得人们猜疑，为了换取上艾瑟尔支持《无双协定》以及与英格兰的联盟，总督准备承认上艾瑟尔一直宣称的、它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特殊联系，并准备尊重上艾瑟尔拒绝全身心加入乌得勒支同盟的愿望。

愈演愈烈的冲突的一个根本方面就是教会事务。许多年来，大多数荷兰归正会讲道者一直要求开设全国宗教会议，以解决1572年来出现的关于教义和组织的分歧。莱斯特伯爵支持了这一要求，全国性宗教会议也定在海牙召开。海牙宗教会议拟定了严厉的加尔文宗教会规章，拒斥各省三级会议监督省宗教年度会议的要求，同时也反对世俗机构控制讲道者的任命。但莱斯特的全国宗教会议只是一个空架子。虽然泽兰、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接受它的决议，但荷兰省三级会议简单粗暴地拒不采纳新教会规章。不过，在荷兰省的宗教圈子里有强大的声势支持莱斯特伯爵的宗教政策，荷兰省的几座城镇也是如此，多德雷赫特尤甚。莱斯特伯爵担任总督期间，多德雷赫特始终选择亲莱斯特伯爵的立场。

1586年6月，荷兰共和国的政治危机变得更加尖锐。当时，乌得勒支民兵团体因为反对该城摄政官宽容的宗教政策，于是开始在城内组织聚会，鼓吹更强硬的加尔文宗立场，并要求再次将联省的最高权力呈交伊丽莎白女王。8月，60多名反对莱斯特伯爵的乌得勒支摄政官和贵族被驱逐出城，驱逐出省，并被迫到荷兰省避难。这些人与自由派归正会信徒联系紧密。在乌得勒支，自由派势力在讲道者许贝特·德伊夫赫伊斯的圣会里蓬勃发展。10月，莱斯特伯爵在民兵指挥官和该城激进加尔文宗民众团体的支持下清洗市议事会，这个民众团体长期以来一直煽动对天主教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新议事会得以任命，他们是狂热的加尔文宗信徒，反天主教，亲英格兰。他们的首领是从布拉班特流亡而来的市长赫拉德·普劳宁克。1579年，斯海尔托亨博斯曾短暂支持乌得勒支同盟，普劳宁克就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莱斯特伯爵、诺伊纳尔及他们的支持者给予乌得勒支这些亲荷兰省摄政官和贵族的粗暴待遇，令荷兰省摄政官愤怒。荷兰省坚决不允许普劳宁克作为乌得勒支代表被批准进入总三级会议，宣称他是布拉班特人，说他当选市长的程序不合法，侵犯了乌得勒支城的特权。但荷兰省并不能阻止乌得勒支城的新市议事会夺取乌得勒支三级会议的领导权，也不能阻止他们禁止5个教会分会投票，这几个分会自1578年以来就是权贵势力的支柱。普劳宁克领导下的市议事会一掌握乌得勒支三级会议的控制权，就成了共和国加尔文宗激进派和亲英格兰势力最积极的工具。乌得勒支的市议事会还成了民众团体在荷兰城市政治中的发言人，为强烈反对天主教的民兵团体和行会发声。

在各个省份，莱斯特伯爵、普劳宁克和他们的伙伴都有大量工作要做。与乌得勒支类似，弗里斯兰也遭受着内部冲突的折磨。弗里斯兰执政威廉·洛德韦克发现自己遭到一群以卡雷尔·罗尔达为首的、狂热的特殊主义贵族的反对；三级会议陷入与高等法院持续不断的争吵中，城镇则与3个乡村地区纷争不断。弗里斯兰的大多数归正会讲道者都是激进的加尔文宗信徒，他们渴望将联省的最高权力授予英格兰国王。莱斯特伯爵和国务会议拥有高等法院、奥斯特霍区，除弗拉讷克之外的城镇和归正会教士的支持。城镇的支持主要出于对弗里斯兰代理三级会议的仇视。该机构获取了监督市议事会选举的权力，而此前在哈布斯堡治下，这项权力由高等法院行使。在弗里斯兰，各城镇仅掌握着四分之一的表决权，而乡村地区掌握着四分之三，因而城镇倾向于将省三级会议维持在尽可能虚弱的状态。代理三级会议与荷兰省站在一条战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