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大起义与新国家的诞生（11）

此时，在一些地区，或者说至少在某些城镇的议事会里，对这一提案的热情已有所消退。特别是阿姆斯特丹、豪达和米德尔堡这三座城市，现在转而反对将“伯爵”的头衔授予奥伦治亲王。亲王在北方仍然享有相当高的支持度。在这个起义国家里，再没有其他人达到过类似的地位。然而，奥伦治亲王的名声不好，此时的激进加尔文宗信徒甚至比任何时候都防备他。还有许多温和派，尤其是那些对大起义和加尔文宗教改革态度冷淡的人，典型的比如豪达的议事会成员。他们不满这个主意，因为这一措施将使与腓力二世的最终和解变得比现在更加遥不可及。虽然大多数的质疑来自上述类似的考量，但在一些人心里，至少在少数荷兰省摄政官眼里，还存在新兴的共和主义倾向。也有人支持这样的观念——应当由荷兰省三级会议，而不是其他任何最高首领掌握在乌得勒支同盟下联合的各省的政治领导权。

在摄政官科内利斯·彼得斯·霍夫特——剧作家兼历史学家彼得·科内利斯·霍夫特的父亲——在1584年6月对阿姆斯特丹市议事会的讲话中，这种思潮表现得非常明显。霍夫特主张：首先，乌得勒支同盟已然将各省锻造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同盟，“它们就像同一个省一样”，这杜绝了两个省份各自选择首领的可能。其次，他坚持称，摄政官的权威来源于大多数市民、民兵和海员的支持，因此在面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时，摄政官们决不能在缺乏这些团体支持的情况下推进，霍夫特敦促摄政官同僚，要咨询的“不仅有民兵和城市营房的长官和副官，还有所有体面市民和航海业民众，他们是我们最大的支持力量”。霍夫特坚称，阿姆斯特丹的普通民众愿意继续与西班牙人战斗，但是反对将最高权力授予奥伦治亲王，而摄政官应当尊重他们的意见。

在做出重大决议前，荷兰省摄政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咨询市民，尤其是民兵团体和行会的意见？自1566年摄政官与民兵商讨是否容许新教崇拜以来，上述问题就充满争议。1572年以来，荷兰省的民兵和行会时不时地影响决策，例如在批准《根特协定》和乌得勒支同盟时就有所影响。奥伦治亲王本人有时也力劝城镇的议事会咨询民兵和市民的意见。他知道，相比摄政官，这些民众在反抗腓力二世和西班牙时更加坚决。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摄政官开始对较激进的同僚的手段感到焦躁不安：后者通过诉诸市民团体，来动员民众，施压对抗前者。1581年3月，有关安茹公爵和《誓绝法案》的讨论已进行到最激烈时，这方面的担忧促使荷兰省三级会议决定，从此以后，该省各个城镇的议事会都不会像“某些城镇”近年来所做的那样，就国家事务，咨询“民兵、行会或其他”团体。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甚至不是所有摄政官，都认为该决议是合适的或合法的。

霍夫特发表演讲一个月之后，一个狂热的天主教教徒在代尔夫特亲王驻地的楼梯上用手枪射杀奥伦治亲王，关于提升亲王地位的整个讨论随之成了过时之事。亲王重伤而死，按照荷兰省三级会议的说法，亲王的遗言是：“上帝啊，上帝啊，怜悯我和这不幸的人民吧。”

事实上，荷兰省三级会议听到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后的首要行动便是给布拉班特送信，西班牙军队当时正在那儿围攻安特卫普。荷兰省三级会议力劝布拉班特三级会议不要放弃斗争，要为“反抗西班牙暴政，保卫和解放祖国”而战。第一次，荷兰省不得不在没有奥伦治领导的情况下，一边考虑如何领导大起义，一边考虑如何负担大笔开销。到1584年7月，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已有诸多地区被帕尔马公爵占领，如今这两个省份的三级会议再不能贡献多少财物。重担从此将落到荷兰省头上。就如何在省内分摊任务一事争吵后，荷兰省投票通过了一项紧急拨款以保卫安特卫普。分摊到莱顿和哈勒姆头上的份额依然较少，因为大围城之后，它们经济状况惨淡。沉重的份额分摊给了代尔夫特，以及大宗货运业和捕鲱业繁盛的西弗里斯兰各港口城市。

荷兰省为南部的战争投入了更多，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剩余的起义力量也越来越不顾一切，但是这并没能将荷兰省与南部加尔文宗各省拉到一起。正如英格兰国务秘书沃尔辛厄姆打听到的一种解释，佛兰德人和布拉班特人“对荷兰人没什么好感，认为自己受到荷兰人鄙视”。

荷兰省现在必须找到数量越来越庞大的资源，同时还要提高自身行政机器的效率，提升自身对整个起义国家的政治领导力。在接下来的商议中，大部分的讨论重点放到了1576年成立的荷兰、泽兰特殊联盟上。它既是1576年后形成的大邦联的制度雏形，也是当时唯一一个牢靠的先例，展示着他省与荷兰省在财政、司法、宗教机构以及军事和海军问题上密切合作的可能性。与乌得勒支的谈判也被赋予优先地位，它也属于所谓的三省核心邦联集团，随后外围省份会发现，自己除了从属于这一核心集团外，别无选择。有关邦联政府整体的最重要的决议，就是设立国务会议。国务会议将作为总行政机构根据获得认可的规章发挥职能，并取代奥伦治和为他筹谋的非正式行政团体。国务会议身负指挥战争及管理陆军和海军的任务。它的席位也会分配给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就像分配给荷兰、泽兰、乌得勒支和弗里斯兰一样。不过起初并没有分给上艾瑟尔、海尔德兰和格罗宁根。

1576—1583年间，起义的尼德兰存在着两个战争舞台以及两个相互独立的指挥中心。而从1583年起，荷兰省独自担任领导并提供资源，以维持起义的尼德兰的存续，这种情况在奥伦治去世后更甚。虽然如此，布拉班特三级会议还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次在打造起义国家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主动。奥伦治认为制衡西班牙的唯一可能便是将尼德兰的命运与法兰西联系在一起。过去，支持这一政策的人主要来自布拉班特，而不是大河以北。如今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敌军占领，除了重拾奥伦治的亲法战略，两省的残余部分看不到任何其他希望。1584年9月3日，布拉班特省三级会议通过他们在海牙的代理人——大商人丹尼尔·范德默伦提议，拯救起义国家及其“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同意民众对“一个首领”的强烈要求。布拉班特提醒荷兰省，尼德兰的伟大始于勃艮第统治初期善良的腓力。此外，布拉班特省三级会议还提醒荷兰人，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与西班牙国王不同，他既宽容新教，又宽容天主教崇拜。

布拉班特人的提案在荷兰和泽兰引起了激烈争论。荷兰省陷入暂时性的混乱中，阿姆斯特丹的市议事会分裂得极其深刻。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绝望情绪开始渗入荷兰，泽兰更甚。到10月，三级会议的多数成员开始转而认同这一观点：尼德兰的最高权力应当交给亨利三世。只有阿姆斯特丹、豪达和梅登布利克依然犹豫不决。豪达之所以如此犹豫，更多是出于失败主义情绪，希望结束战争，而不是反对臣服于法兰西国王治下这个主意本身。但是，在奥伦治亲王沉默的威廉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崭露头角的早期共和主义，在把最高权力交给亨利三世的讨论中也发挥了作用。霍夫特再次发表讲话，尽管其中并不包含任何共和主义原则，但他主张，荷兰省各城镇和他们在外省的盟友，应当相信他们自己的领导力和资源，而不要指望法兰西国王的仁慈。霍夫特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法兰西国王不可信任。别的不说，这影射了亨利三世参与谋划了巴黎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然而，整体形势的继续恶化使阿姆斯特丹的疑虑被抛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