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大起义与新国家的诞生（2）

阿尔瓦公爵的尼德兰手下和盟友远没有他这么顽固。如今的处境有，或似乎有谈判和妥协的余地，其间也不乏中间人。早在1573年春围困哈勒姆时，许多德意志新教王公就带着谈判和协调的提议接近奥伦治的弟弟。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奥伦治亲王感觉到了压力，他必须更明确地定义他领导的大起义的目标。奥伦治及其支持者宣称自己是西班牙国王忠诚的臣民，这样一来，原则上就不再存在谈判的障碍。1572年7月，荷兰和泽兰政府引入的改革确实具有革命性内涵，不过它们也可以被视作临时性的紧急措施，也就是在通过谈判而回归双方同意的原状后，这些措施可能会被废止。值得一提的是，1573年的进程中，沉默的威廉在谈论自己的目标时，并没有宣称自己正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声称为新教信仰而战。他称自己是在追求“良心的自由和正义、法律、秩序方面的公民自主权”。为了达成和捍卫这些目标，在任何即将到来的谈判中，起义者需要从国王那里获得两项重大妥协：第一，腓力二世必须将西班牙和其他外国军队全部撤出尼德兰；第二，国王必须正式宽容归正会和路德宗的公共宗教仪式。

考虑到日益恶化的财政处境、战略上的困难、西班牙整体地位所承受的风险，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断要求妥协的劝诫，腓力二世于1573年11月任命唐路易斯·德雷克森斯取代阿尔瓦公爵，担任尼德兰新总督，并授权他探索通过谈判来结束大起义的可能性。双方的对话开始于莱顿解围之后，对于西班牙人来说，这一事件终结了他们迅速镇压大起义的所有期望。1574年12月，重要的学者、人文主义者埃尔贝特斯·莱昂尼纳斯被派去跟奥伦治和荷兰省三级会议商谈。莱昂尼纳斯是鲁汶的法学专家，家乡在海尔德兰，他是维赫厄斯的朋友，也是许多尼德兰贵族的亲信。他是伊拉斯谟学说和政治灵活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典型代表。莱昂尼纳斯本人愿意在表面上作为天主教教徒生活，他力图说服起义领导相信，西班牙国王绝不会正式批准自己领土上的新教信仰自由，坚持这一要求将把尼德兰置于无止境的冲突和混乱中。在1575年，这再明显不过，这个问题已经成了阻碍通过谈判来解决荷兰大起义的绊脚石，就像在1565年那样。假如奥伦治不是那么老练、坚定地领导，大起义很可能已经被武力镇压了。但是，在起义最初的1572年，盛行于荷兰和泽兰城镇的意识形态框架就是建立在反对天主教、坚持新教信仰的基础上的，同时天主教的支持力量又如此薄弱，难以发起真正的政治挑战，这意味着，即便奥伦治更为顺从，谈判协定也不可能达成。

不过雷克森斯又重启了1575年春在布雷达进行的正式谈判。起义者的立场由奥伦治和三级会议共同表述。他们宣称，自己并不希望“脱离”国王陛下独立，只想做陛下忠诚的臣民。但国王未来必须遵照他自己维护各省“权利和特权”的誓言，来统治尼德兰，当然也要批准新教崇拜。起义者坚持要求有限君主制，坚持总三级会议和各省三级会议分享政府权力。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宗教方面，这些要求都远远超出腓力二世愿意妥协的范围。于是，1575年的布雷达谈判向所有人揭示，国王与起义者在宗教和政府形式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都根本性地势不两立。事实上，妥协的前景渺茫到可以忽略不计。

从1576年《根特协定》到1579年乌得勒支同盟

腓力二世一方面要为镇压尼德兰起义者的战争付款，一方面要为抗击地中海的奥斯曼人付款，到1575年秋，叠加的财政负担让国王捉襟见肘到了不能给热那亚银行家支付利息的程度。他不得不暂停为王室的贷款支付利息这件事。这让西班牙君主国的整个财政机制陷入困境。而雷克森斯与安特卫普的银行家交好，他凭借自己的信誉保证日后西班牙会汇款还钱，因而他在1575年年末到1576年年初的冬天还能继续借到钱。然而，整个冬天都没有来自西班牙的新汇款到账，雷克森斯又在1576年3月过世，于是低地国家的王室财政彻底瘫痪。从西班牙、天主教和效忠派的角度来看，结果是灾难性的。

军队并没有立即解散。在没有军饷和补给的情况下，西班牙军队继续围攻济里克泽，直至1576年7月2日该城投降。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备受饥饿折磨的老兵便发生哗变，抛弃了自己如此费劲才夺取的城镇。哗变迅速传播。济里克泽陷落三周之后，哗变的士兵袭击了距布鲁塞尔仅几英里远的阿尔斯特。王室国务委员会认为当前别无他法，只能允许布拉班特三级会议招募自己的军队，以保卫布鲁塞尔和周边城镇免遭西班牙士兵劫掠团伙的侵害。雷克森斯去世之后留下了权力真空，布拉班特三级会议意图在1576年9月的总三级会议中夺取控制权。这次的总三级会议并非由统治者召集——1477年之后这还是首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就是结束与起义者的战争，荷兰和泽兰并没有参加。10月30日，总三级会议的委员最终与荷兰和泽兰三级会议的委员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同意合力将哗变的西班牙军队驱逐出尼德兰，并就宗教问题进行商讨。

11月初，西班牙哗变军队的主力袭击安特卫普，击垮了力图守城的布拉班特三级会议军队。接下来的好几天里，这座欧洲最大的商业和金融中心遭受着杀戮、洗劫。来自安特卫普的恐怖消息将震惊和厌恶之情传到整个尼德兰乃至境外——尽管事实上可能只有数百人被杀害， 但奥伦治及其宣传家将它引起的情绪利用到了极致。根据某些报道，多达1.8万名安特卫普市民遇害。安特卫普的“西班牙人的狂怒”事件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它使西班牙人残暴不仁的“黑暗传说”进一步流传，让西班牙政权和军队的名声进一步受损，还进一步证实了起义者的主张——要摆脱低地国家的绝境，除了武装起义别无他法。“西班牙人的狂怒”还增加了商讨宗教问题的紧迫感：一方是荷兰和泽兰这两个新教省份，另一方是布拉班特和其他依然在名义上归属天主教的省份。“西班牙人的狂怒”过去几天之后，双方委员就签署了被称为《根特协定》的重要协定。现在，尼德兰有两个权力中心——布拉班特和荷兰。暂时来说，它们都不受西班牙控制，但它们都宣称承认西班牙国王的最高权力。根据协定条款，南方各省及乌得勒支同意与奥伦治亲王和荷兰、泽兰三级会议联手，驱逐西班牙人，建立只受总三级会议领导的临时政府，而总三级会议将继续在布鲁塞尔集会。总三级会议虽然想最终解决宗教问题，但仍然应用了一项临时协议。据此项协议，新教的公共仪式只在荷兰和泽兰获准，其他地方依然只有天主教获得官方认可。在荷兰和泽兰之外的地方，贵族和摄政官都丝毫不希望因为正式引入新教崇拜而将自己置于与西班牙无休止的战争中，置于公然反抗国王的位置。此后，与镇压异端相关的王室法令全都被暂停执行，于是私人的新教仪式和持有新教书籍的行为在各处都得到允许。只有那慕尔、卢森堡，以及林堡部分地区反对协定，依然忠于西班牙。

总三级会议还同意承认奥伦治亲王为执政，不过只是当前在他领导下的荷兰部分地区与泽兰的执政；在乌得勒支以及当时尚未承认奥伦治权威的荷兰其余地区，奥伦治的权力被暂停，直至三级会议商定的宗教协议能让相关市议事会满意。各省还同意为了财政稳定而统一货币，摧毁阿尔瓦公爵设立的公共纪念碑和铭文，并在商定分派额的基础上分担保卫尼德兰整体的开销。在荷兰省，与其他大起义早期阶段的决定性时刻一样，市议事会为了保证自己能获得所需的公众支持，在批准《根特协定》前，咨询了城市民兵对条款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