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549—1566年：哈布斯堡政权的崩溃（6）

几十年来，伊拉斯谟人文主义者和秘密新教徒在低地国家的学院、修辞学会、酒馆，甚至教堂里进行的反崇拜偶像教化有了成果。几十年前人们就开始疏远传统崇拜形式，如今这一行动已经进展到如此程度，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带着尊敬的目光，许多人甚至带着敌意，观望低地国家那些宏伟古老，因圣像、绘画、法衣、祭坛和教会金银器皿而金碧辉煌的宗教建筑。一个社会以这样的规模远离它自己的宗教文化，这种现象史无前例，也无可比拟。历史学家有时试图从经济视角解释圣像破坏运动。16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波罗的海的战争以及暂停从英格兰进口半成品布匹，尼德兰经济出现混乱。这些措施确实降低了就业率，提高了食品价格。经济的萧条和不安全感可能对点燃圣像破坏运动起到一定作用。然而，1566年爆发的圣像破坏运动并未伴随着对政府官员或市政厅的袭击，也没有出现攻击包税人、洗劫商店或粮仓的行为。从形式上看，圣像破坏运动单纯只是攻击教会，而非其他事物。

这股狂风横扫南尼德兰，并于8月21—22日抵达安特卫普。在这里，大批群众围观圣像破坏者游行，大喊“乞丐万岁”。该城42座教堂全部遭到洗劫，圣像、绘画和其他物品被拖到大街上砸毁，金银器皿则被偷窃。夜晚，人们在火炬下继续进行这些活动。安特卫普事件发生两天后，激进分子袭击了米德尔堡和弗卢辛，洗劫了米德尔堡的大修道院教堂和瓦尔赫伦岛上的众多乡村教堂。同一天，圣像破坏运动在布雷达爆发。第二天，一伙年轻人袭击了阿姆斯特丹的一座主要教堂。

一开始，北部的圣像破坏运动与南部一样，具有迅速、自发的特征。但是，从1566年8月末开始，随着大河以北圣像破坏运动的发展，它变得更具系统性和组织性，一些贵族和有名的市民插手指导暴力运动。在斯海尔托亨博斯，新教徒占领该城数座教堂，并在主教座堂前唱赞美诗，随后圣像破坏活动才开始。乌得勒支圣像破坏运动的爆发则得到了当地新教贵族的领导。在这里，一大批艺术珍品、法袍，还有方济各修会的整座图书馆被付诸火海。到9月，大河以南的暴力活动基本结束，但北部的暴力活动还在发展，并且越发有组织。9月25日，海牙和莱顿的圣像破坏运动在贵族武装团体的保护下爆发。9月中旬，屈伦博赫伯爵和巴滕堡伯爵下令夺取各自领地教堂的祭坛和圣像。在布里勒镇及其周围乡村地区，教堂都遭到了系统的掠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运动得到了威廉·布卢瓦·德特雷斯隆等地方贵族的支持。

在那些民众给予天主教重大支持的哈布斯堡尼德兰地区，城镇政府动员民兵迅速镇压，甚至完全阻止了圣像破坏运动的爆发和新教圣会的设立。足以对抗新教热情的天主教忠诚是存在还是缺乏至关重要，这不仅决定了1566年低地国家宗教冲突的结果，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态的发展。在民众对天主教较为支持的地方，新教徒即便人数较多也没机会向前发展，因为中央政府和市镇政府都坚定地打压他们。类似的情形也可以在16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兰西北部看到，具有决定性的通常不是新教徒的人数和决心，而是各地在政府支持下动员天主教反攻的力度。

因此，尽管新教暴力活动声势浩大，但1566年尼德兰圣像破坏运动中最令人注目的事件并不是它，而是大多天主教教徒的几不可闻的回应，大河以北的回应尤其乏力。事实上，对于旧教会及其圣像、祭坛遭到的系统性攻击，只有南部省份，外加海尔德兰的天主教才有回应。在瓦隆各城镇，如里尔、列日、那慕尔和杜埃，天主教教徒激烈地抵抗新教的挑战，其程度堪比法兰西北部地区。在里尔，天主教教徒比新教徒更狂热、暴烈， 新教圣会根本没有成立的可能。与此相反，天主教教徒冲击新教集会，洗劫新教徒的家，强迫他们的孩子重新洗礼。天主教的支持力量在安特卫普较薄弱，但在布拉班特其他城镇则强得多。在海尔德兰，圣像破坏运动在鲁尔蒙德区和较北部的零星地区爆发。但这些地方同样有天主教教徒的强烈抵抗。尽管当时爵位贵族大多转向新教，但许多低阶贵族还时刻准备着拿起武器以保卫旧教会。树篱布道于8月底传到奈梅亨，新教徒轻松占领了该城。然而，奈梅亨地区的天主教土地贵族发起反扑，重夺该城，清洗了新教徒和秘密新教徒组成的市议事会。相较而言，在须德海沿岸小镇哈尔德韦克与埃尔堡，加尔文宗的兴起就没有遭遇天主教抵抗。而海尔德兰执政梅亨伯爵派兵驻守的阿纳姆和聚特芬则保持着平静。

除了海尔德兰，新教活动激起天主教强烈反抗的地区大多集中在大河以南。南部地区各城镇确实存在显著差异，这或许与各地经济环境和城镇福利政策的不同相关。里尔对天主教的忠心比图尔奈和瓦朗谢讷坚定得多；梅赫伦对天主教的忠诚度也比安特卫普和布雷达强。但是在1566年，北尼德兰最令人注目的事实是，这里并不存在天主教对新教活动的普遍性对立。无疑，这里只有少数民众是坚定的新教徒。如果把坚定的天主教教徒的标准设定为愿意为了捍卫旧教会及其标志和教士而到大街上游行或战斗，那么这个群体的人数还要少更多。实际上，他们的人数少到无力介入这场对抗中。

在阿姆斯特丹，市民分成了三派。一是激进地支持破坏圣像的少数派，他们大多是底层民众。二是新教市民的主体派别，他们由新加尔文宗宗教法院领导。法院的主席是反对暴力的商人劳伦斯·雅各布斯·勒阿尔。三是多少有些消极的大多数市民，他们不信奉也不积极参与前两派。与别处类似，阿姆斯特丹形势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市镇民兵的行动，因为民兵是维护城镇法律和秩序的基本力量。如果民兵拒绝打压破坏圣像的激进分子，或不愿向他们开火，那么城镇的摄政官们就无力行动。而事实上，民兵几乎在每一案例中都拒绝与激进分子对垒。他们的拒绝及其支持布雷德罗德和宽容联盟的态度，让圣像破坏运动从最初的自发爆发，转变成了对教会更有序、更系统的攻击。代尔夫特的摄政官与别处的一样，试图阻止新教崇拜，而这里的民兵不仅拒绝压制10月5日新一轮圣像破坏运动，还协助强迫市议事会将方济各会的小修道院移交给加尔文宗。在哈勒姆，民兵威胁市议事会称，他们既不会打击圣像破坏者，也不会压制新教布道活动。市议事会别无选择，只得暂停修道院之外的天主教崇拜活动，同时还同意组建加尔文宗宗教法院。在一些城镇，只有出现圣像破坏运动的二次爆发，或鲜明的暴力威胁，市议事会才批准在城墙内举行新教崇拜活动，但是几乎所有地方都在有势力的市民和民兵的压力下，违背市议事会意愿，建起了新教圣会。

在安特卫普以南，8月后只有马斯特里赫特爆发了重大的圣像破坏运动。而在北部所有新教信仰没能正式确立的地方，圣像破坏运动到秋天依然在推进，并加快着变革的进程。9月，吕伐登的市议事会迫于民兵的压力，亲自拆解了堂区教堂的圣像，批准新教布道。该城大多数天主教教士，要么逃亡，要么加入新教。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归正会宗教法院在弗里斯兰各地成立。除了执政和高等法院，没有人切实进行抵抗。在弗里斯兰乡村地区，三四十名贵族组成了强有力的核心团体，主持建立新教会、抄没教堂。在奥默兰乡村，如米德尔斯特姆、温瑟姆、滕波斯特、哈斯特赫伊曾等地，则是当地农民在土地贵族的教唆下破坏堂区教堂和圣像。温瑟姆的里珀达家族、哈斯特赫伊曾的斯塔肯博赫家族，都是圣像破坏运动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