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549—1566年：哈布斯堡政权的崩溃（3）

与此同时，腓力成功赢得了对法战争的胜利。1557年，他的军队最大限度地利用尼德兰提供的战略优势，从康布雷越境，在圣康坦给予法军沉重打击，夺取了该城和周边地区。哈布斯堡一方原本计划将国王塑造成征服者，但萨伏伊公爵被迫开战时，腓力其实还身处一定距离之外的康布雷，打造形象的计划于是多少有些受损。不过，这场重大胜利仍使西班牙国王的声誉在全欧洲大大提升。无论如何，这是战略兼心理上的双重胜利，因为圣康坦就位于布鲁塞尔通往巴黎的主干道的半途。哈布斯堡的胜利在巴黎掀起了恐慌，并迫使亨利二世进行和谈。战争打响的那天是8月10日圣劳伦斯日，这件事后来在宏伟的埃斯科里亚尔宫的绘画艺术主题中十分重要。埃斯科里亚尔宫是腓力献给“圣劳伦斯”的建筑，始建于1563年。埃斯科里亚尔宫及其装饰的用意，不仅是纪念腓力二世在尼德兰的胜利，还纪念了他在宗教和政治双重意义上夺取了欧洲的霸权。埃斯科里亚尔宫战争厅里有关圣康坦战役的绘画创作于16世纪80年代晚期，它刻意将这次胜利与1431年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在伊格鲁埃拉对格拉纳达穆斯林的胜利相提并论。圣康坦战役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让腓力腾出手来重启对新教和伊斯兰教的战争。

1559—1566年：危机

1559年4月，腓力二世在卡托—康布雷齐与法兰西达成和约，此后他决定返回西班牙。当时的人就准确地察觉到这个决定十分关键。与法兰西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低地国家因战争而形成或加剧的问题并没有就此得到缓解。布鲁塞尔的国王幕僚，尤其是他新近的得力助手、来自弗朗什—孔泰的非贵族官僚安托万·佩勒诺·德格兰维尔力劝国王留在混乱的尼德兰，不要返回西班牙。腓力跟他们一样深陷焦虑。国王累积下了巨额债务，致使1556年和1558年两次总三级会议集会场面尴尬，新兼并的省份难以驾驭，政府急需现金来给军队付费，贵族躁动不安，新教发展难以抑制：每一个都是可怕的难题。它们加起来对哈布斯堡政权和天主教信仰构成了令人胆寒的挑战。萨伏伊公爵拒绝在腓力二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摄政，但情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

腓力二世返回西班牙既不代表他低估尼德兰，也不代表他轻视正在吞噬他君主制世界北部的危机。相反，他相信低地国家的形势极其严峻，尤其是宗教形势。他同时也相信整个西班牙君主制都处在危机之中，事实确实如此。他刚刚击败法兰西，但法兰西似乎依然强大，很可能继续挑战西班牙的霸权，这将大大消耗腓力二世的资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应对奥斯曼在地中海日益增强的攻势——这个问题因为西班牙几十年来对南部防御的忽视而更显困难，以及应对西班牙本身无数的财政和管理问题。腓力二世回到卡斯蒂利亚后，重新开始在地中海部署帆船舰队，组织对穆斯林进攻的反击。此外，腓力二世还相信，只有在西班牙重申国王权威、节约资源，他才能挽救帝国整体，使其免遭即将来临的崩溃。

在某个方面，前景异常光明。法兰西与西班牙刚签订和约不久，法兰西的强硬国王亨利二世就意外死于马上长枪比赛。结果，法兰西开始保持中立态度。事实上，它很快陷入内部混乱的状态，并在1562年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它的国际力量也随之衰弱。低地国家的压力因此得到缓解。然而，如同1492年一般，由法兰西将注意力从尼德兰身上转移开曾带来的好处，在这次并没有得到重现。这次，外部威胁消失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轻易变得和谐。因为与他的父亲和祖父不同，腓力不打算将权力委托给大权贵，也不准备允许他们的庇护对象垄断政治、行政和教会任免权的收益。1492年之后，马克西米利安和腓力一世大体上认可权贵的优势地位——当时也没有别的可行道路。但腓力二世是有其他替代性政治策略的，而且他对有权有势之人根深蒂固的怀疑以及他的宗教信仰，都鼓励他采取新策略。与所有西欧地区一样，尼德兰崛起了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非贵族官僚集团，他们填补了司法和财政管理机构的多数空缺。新官僚的兴起在国王和贵族之间制造了隔阂。这种隔阂在150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现在却不可消除，除非逆转自马克西米利安时代开始的中央管理机构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增长。而低地国家如果要摒弃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也就必然要放弃打压异端和重振天主教会的努力。

为了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管理低地国家的中央政府，腓力二世选择任命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帕尔马的玛格丽特为摄政。玛格丽特是个私生女。他知道这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女性缺乏经验和政治手段，需要大量的建议和指导。与此同时，腓力二世也在表面上宣示他对大权贵们的信任，任命奥伦治的威廉为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执政，任命埃赫蒙德伯爵拉莫拉尔为佛兰德和阿图瓦执政。名义上，权贵们又一次构成了政府的核心，他们成为布鲁塞尔国务委员会成员，与王室官僚集团首领格兰维尔以及委员会主席维赫厄斯·范阿伊塔并排而坐。然而，从一开始，尽管腓力二世有给玛格丽特正式的指令，但决策权与行政机构、教会的任免权事实上却掌握在格兰维尔与维赫厄斯手上。在离开之前，腓力二世竭尽所能做好稳妥的安排，保证与大领主的合作。然而，因为不善言辞和冷漠的个性，腓力缺乏他父亲那种能与领主随性交往的能力。在离开的前夕，腓力召集金羊毛骑士聚会，告诫权贵们打击异端，支持教会，每日望弥撒。权贵们认为腓力的言辞是在暗示他们此前都忽视了宗教事务，于是并不乐意听取。

腓力离开后，权贵与格兰维尔的分裂迅速加深，这反映了尼德兰社会中权力结构和庇护体系之间的裂痕。格兰维尔在司法管理机构和教会各部中有牢固的支持基础，并受到一两个抵制奥伦治亲王的大权贵的支持，如著名的阿尔斯霍特公爵菲利普·德克罗伊和阿伦贝格伯爵让·德利涅。不过，格兰维尔和腓力二世很清楚，反叛的大领主在十七省各个层面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关键在于奥伦治的威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奥伦治的威廉是最富有、最机敏、最擅长雄辩的权贵。他后来的绰号“沉默的”指的并不是沉默寡言的性情——事实上他很健谈——而是他不表明自己的想法。这位相当精明的政治家很快成了与格兰维尔争夺权力的主要对手。1544年，沙隆的勒内去世后，威廉便从迪伦堡前往拿骚家族在布雷达的祖宅，成了拿骚家族的首领， 并且一直是布鲁塞尔和布拉班特的重要政治人物。此外，在那之前，他一直是王室政策积极的支持者，给了皇帝许多帮助。腓力二世继位之后，奥伦治也为组织对法战争做了相当大的贡献。腓力二世任命他为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执政的举动，不仅表明认可他的权力和财富，还表明国王期待他未来能像过去那样支持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