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549—1566年：哈布斯堡政权的崩溃（1）

大起义的火种

1492年之后，哈布斯堡尼德兰大体保持着平静。随着1522年之后大河北部统一进程的加速，低地国家从表面看来正成功地融合为单一且整合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并受到一个日益壮大、接受过大学训练的官僚体系管理。诚然，哈布斯堡尼德兰这个朝着更有序、更具凝聚力转变的进程，并非在各个方面都那么顺利。统一化、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必定会造成严重的紧张对立，在变革最为广泛的北部尤其如此。新合并的省份显得极不愿意接受新的省高等法院和哈布斯堡政权引入的各种改革。在荷兰省，哈布斯堡政权的政策是将省高等法院转变为中央政府的工具，雇用经过大学训练的律师为工作人员，这终结了勃艮第时期留下的从荷兰、泽兰两省贵族中选取高等法院法官的惯例。此外，哈布斯堡当局还普遍依赖非贵族行政人员。这些做法在哈布斯堡政权和地方贵族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它将在日后造成严重的后果。荷兰省贵族同样不满意哈布斯堡当局将荷兰省的官职分配给“不说荷兰语”的布拉班特人，或分给“不属于皇帝陛下在这片领土的臣民”，也就是不属于低地国家的人。

另一个令三大省份贵族不满的原因是哈布斯堡政府故意将自己信任的、来自弱小省份的官员放到重要职位上，这就将先前由主要贵族行使的任免权，转到了这些新人手上。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550年任命弗里斯兰法学家维赫厄斯·范阿伊塔为荷兰省的宪章管理人。阿伊塔以自己的弗里斯兰背景为傲，并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又成为布鲁塞尔中央政府的重要人物。与此同时，反异端运动也制造着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的紧张对立。后者担心丧失司法裁判权，担心各省的“特权”遭到侵犯。

不过，在16世纪50年代之前，这些紧张冲突尽管有相当大的规模，但似乎仍然可控。看上去，哈布斯堡政府似乎成功统一了尼德兰，扩大、改善了中央政府的机构。即便未能消灭，它也压制住了新教运动，同时没有激起自己无法应对的反抗。然而，16世纪40年代之前，这种转变之所以相对平稳，部分原因是没有出现与战争相关的压力。在没有遭受重大军事威胁时，国王也没有必要给人民增加新的苛捐杂税。

16世纪40年代，这种相对的安宁结束了。1540年之后，哈布斯堡尼德兰再次卷入与法兰西的长期冲突和战争中。结果，所有省份都不得不承受沉重的新负担，包括征税、征兵、临时设营、提供补给和调动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查理五世及继任者——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应该庆幸压力是在这个时候增大的。当时，安特卫普在发展成欧洲“高利润贸易”中心的过程中刺激着工业活动，为南部创造了新财富；与此同时，荷兰省大宗货运和捕鲱业的扩张增加了北部近海地区的财富和人口。不过，也正是经济的成功给哈布斯堡政权增添了危机。相较西班牙或哈布斯堡意大利，哈布斯堡尼德兰日益繁荣，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发展成熟，这些必定会引诱这个竭尽全力扩张军事成果的政府过度依赖这些资源。在尼德兰随时可以借到或募集到钱，获得所需的一切，这些因素都倾向于鼓励哈布斯堡国王在财政、后勤和战略上畸形地依赖尼德兰各省。

16世纪40年代的根本性变革源于哈布斯堡—瓦卢瓦欧洲冲突焦点的转移。大约在16世纪40年代之前，西班牙与法兰西争夺欧洲霸主地位的斗争主要聚焦在意大利。这两大西欧霸权先是争夺对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南部的控制权，而后争夺对米兰的控制权。几十年来，意大利是欧洲的军事学校，新型防御工事和军事技术在这个战略要地发展起来；它还是全欧洲的练兵场，主要强国在这里检阅它们的军事力量，争夺霸主地位。

然而，到16世纪30年代末，法兰西被有效地赶出了意大利，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寻找扩大战争和有效挑战哈布斯堡霸权的途径。他把军队和物资调到尼德兰边境，在这里建起了一串能抵御炮火的意大利式新堡垒，对佛兰德和瓦隆等省份造成了战略威胁。而查理五世别无选择，只能按照同样的模式增加“筹码”。重要的新堡垒形成网络，其中包括蒙斯和格拉沃利讷的堡垒。布鲁塞尔的政府对尼德兰资金、人员和补给的需求开始猛增。

随着法兰西和尼德兰边界两侧军事投入的持续增长，哈布斯堡—瓦卢瓦欧洲冲突焦点的转移事实上明显有利于哈布斯堡而不是法兰西。16世纪40年代，形势变得很明朗，从许多方面来说，尼德兰是哈布斯堡政权在欧洲理想的战略基地。这一点在16世纪50年代更为突出。在低地国家，交通运输和战争后勤体系运作起来比在意大利更方便、更高效，为军队提供食物和补给也更容易，还能迅速获得资金；在战时，它的地理位置更是特别有利。弗朗索瓦一世难以建造足够多的堡垒来有效守住法兰西边界，于是法兰西这边的领土诱人地向哈布斯堡尼德兰敞开了。而边界另一边的尼德兰则密布着堡垒、城墙环绕的城镇、堤坝、水道和河流——它们把哈布斯堡尼德兰打造成了几乎难以穿透的防御网络。此外，巴黎本身距尼德兰边境并不远。哈布斯堡的军队仅仅穿越边界，就能引起法兰西的恐慌。因此，从尼德兰向法兰西施加压力，要比从意大利、西班牙更有力。查理五世仅凭经验就可以知道，从法兰西的南部或东部边境入侵该国一定会带来令人挫败的不确定结果。简而言之，尼德兰一旦武装起来、做好准备，就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战略基地。如果西班牙将军事基地建在这儿，那么它们将获得永久的内在有利条件。它们几乎能够任意地入侵法兰西，而法兰西则极少能影响尼德兰。于是，正如西班牙大臣日后的说法，尼德兰开始被视为约束法兰西的缰绳。

但是，尼德兰想要实现它缰绳的潜能，就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流，查理五世必须说服十七省合作，或至少要获得它们的默许。而这必然存在阻力。不过一开始，这些阻力似乎并没有造成巨大的难题。只有根特直接抵制皇帝的要求，它在1539—1540年通过起义反抗皇帝的摄政——匈牙利的玛丽。查理五世亲自镇压叛乱，他以废除该城特权的方式严厉惩罚根特，并以此警告其他地区反叛将带来怎样的后果。16世纪40年代，哈布斯堡政府似乎正在尼德兰实现着它在战略、经济、行政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所有目标。1542—1544年，各省通过增税满足国王的需求：他们一方面对富人征收直接税，另一方面增加了一堆消费税，尤其是针对啤酒、葡萄酒、盐和鲱鱼等商品，这些措施被称为“新手段”。布鲁塞尔政府还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它说服各省三级会议采用发放有息年金债券的新方法。新方法以发放长期债券为主要手段，筹措各省给中央政府的款项，而债券的发放由各省三级会议自行管理。当战争针对海尔德兰展开时，荷兰省三级会议是很乐意合作的，而筹钱方式的转变恰好发生在1542—1543年征服海尔德兰之时。

通过向公众发放有息债券，各省三级会议募集到大笔资金，它们被用来资助中央政府的战争开支。而各省三级会议在地方上有关系、有地位，因而能够激励民众相信政府会定期支付债券的利息。尽管一开始各类城市和教会团体是被迫认购了一部分债券，但从一开始，公众也真的对此感兴趣。荷兰省三级会议债券的买主常常是政府官员，尤其是荷兰本省的城镇治安法官和摄政官，他们把这当作家族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