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519—1565年：荷兰宗教改革早期（9）

未来领导归正会在尼德兰大部分地区获胜的人物，常常是曾在德意志度过较长时间的流亡者，尤其是16世纪50年代身处德意志的流亡者，如彼得·达特纳斯。1566年，他成为安特卫普加尔文宗信徒的主要领导人；16世纪70年代末，他在根特领导了加尔文宗的革命，同时他还将成为沉默的威廉的强敌，反对他的宗教政策。达特纳斯最初是加尔默罗会修士，大约在1551年他逃出佛兰德，并于1555—1562年在法兰克福的流亡者教会担任归正会讲道者。在法兰克福，他与整个德意志以及日内瓦的归正会团体保持着联系。再如在安特卫普宣扬加尔文主义的重要人物赫尔曼·莫德，他原来是教士，1566年之前也是个流亡者。他在埃姆登流亡者教会学习归正会新教教义——这个教会或许是德意志最重要的流亡者教会。

宗教改革之前，埃姆登是个只有约4 000名居民的偏僻小镇。在东弗里斯兰伯爵恩诺二世的统治下，埃姆登和整个东弗里斯兰都正式皈依路德宗。但在恩诺的继任者安娜女伯爵统治期间，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安娜邀请反路德的波兰改革者约翰内斯·阿·拉斯科接管东弗里斯兰教会。拉斯科将一套新的宗教改革方案引入东弗里斯兰，他采用布塞尔—茨温利传统的信条和教会规程，抛弃路德宗的模式。他坚决打击再洗礼派、天主教和路德宗的教义。在与大卫·约里斯派信徒公开论战之后，拉斯科得以正式在东弗里斯兰镇压再洗礼派。1544年，他建议设立埃姆登的教会会议和信纲，而它们成了日后尼德兰宗教法院和归正会信条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查理五世取得了施马尔卡尔登战役的胜利，东弗里斯兰归正会新教运动的发展被打断。战争的结果是皇帝与路德宗信徒和解，而被牺牲的则是其余的改革教派。战争结果迫使安娜女伯爵正式改宗路德宗。随后，拉斯科和其他东弗里斯兰归正会的领袖移居伦敦。他们加入伦敦新建立的荷兰流亡者教会，帮忙打造了主要以日内瓦惯例和加尔文神学为基础的教会规程和信纲。1552年后，东弗里斯兰教会重新转向归正会阵营，而在玛丽女王的统治下，英格兰开始了天主教对新教的反攻。拉斯科及其助手于是回到埃姆登，重启他们曾中断的事业。16世纪50年代，位于德意志的荷兰流亡者教会是整个尼德兰荷兰语地区归正会运动的堡垒。随着其信念立场被定义得更加鲜明，东弗里斯兰归正会也变得愈发不宽容：1557年，剩余的天主教神父被驱逐；1560年，唯灵论领袖尼古拉斯被驱逐。与此同时，埃姆登的人口和商业的重要性都有了显著增长，原因在于哈布斯堡尼德兰的商人、海员和宗教难民大规模涌入埃姆登。埃姆登与荷兰沿海本已紧密的联系现在更紧密了。

在16世纪50年代的欧洲北部，加尔文宗的强大让宗教改革的布塞尔派和茨温利派黯然失色，不过加尔文宗也部分吸纳了它们。从教义上讲，加尔文主义的力量来自它清晰、系统的论述方式，这一点在加尔文的著作《基督教原理》中尤为明显。这种方式能为教义和教会组织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结构，这正是克服神学思潮的分裂和繁多所必需的。而这种分裂和繁多正是尼德兰早期宗教改革的特征。那些因周围宗教改革流派过多而沮丧的人，在加尔文那里找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解药。几十年来，含糊、混乱的新教教义已渗透到低地国家各个地区，加尔文主义运动以这类教义中的大部分内容为基础，将它们吸收到自身教义之中。相较而言，佛兰德、布拉班特和瓦隆广泛存在纯农业乡村，卢森堡、上艾瑟尔东部和德伦特的纯农业乡村更是普遍。这些乡村地区没有触及工业、航海业和捕鲱业，也没怎么受到甚至完全没受到人文主义和荷兰早期宗教改革的影响，加尔文主义通常难以在这些地方扎根。

不过，在16世纪50年代，尼德兰加尔文主义可见的胜利仍主要局限在国外的流亡者教会中。建立一套稳固的教义和稳定的组织这一追求严重依赖宗教机构的成功组建，依赖其中资深且拥有圣职的讲道者，而这些条件，在当时的哈布斯堡尼德兰和列日采邑主教区内，既危险又困难。16世纪50年代末，有组织的加尔文宗团体仅存在于几个瓦隆城镇和安特卫普，几乎不能在别处立足。这些团体相互联系，与德意志的流亡者教会也有关联；瓦隆地区的团体还与法兰西新教徒有联系。

1559年后，低地国家的加尔文宗获得了新动力：一方面，法兰西、不列颠和德意志的加尔文宗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的权力在尼德兰有所减弱。16世纪60年代早期，有组织的秘密宗教集会开始兴起，它们主要集中在佛兰德的根特、奥斯坦德、许尔斯特、奥德纳尔德、翁斯科特、布鲁日，布拉班特的布鲁塞尔、梅赫伦、布雷达，以及米德尔堡和弗卢辛；在荷兰省的阿姆斯特丹、恩克赫伊曾和阿尔克马尔也有一些试探性的活动。显然，1565年之前，加尔文宗在大河以北地区的兴起远没有在佛兰德、安特卫普和瓦隆地区那样显著。然而，因为荷兰语地区内部及周边有众多训练有素的讲道者，并且加尔文宗此时在教义上与新教运动的归正派联系紧密，因此加尔文主义即将或者说很有可能同样主导大河以北的地区。16世纪60年代早期，哈布斯堡政府的控制有所松弛，新教的布道和其他活动得以公开进行，正如1566年时的情况，加尔文宗将如期发挥主导作用。

随着宗教法院的激增，低地国家的加尔文宗开始有了地域范围更广阔的组织，教义也进一步紧密整合。16世纪60年代，一系列秘密加尔文宗宗教会议在以安特卫普为主的城镇召开。一个尤为重要的发展是，瓦朗谢讷加尔文宗圣会的传道者居伊·德布雷斯在1561年草拟了后来被称为《尼德兰信纲》的文件。它很快就得到认可，成了全尼德兰各归正会团体的信纲。这一文本不仅在低地国家加尔文主义运动兴起的早期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还作为文化和教育工具，在接下来的荷兰新教运动史上发挥作用。1562年初，它的第一个荷兰语版本在埃姆登印刷，这有力地证明了东弗里斯兰在荷兰宗教改革开始时的中心角色。

16世纪50年代末之后，加尔文宗成了尼德兰新教运动中最强劲的力量。它清晰的教义和强大的结构，让低地国家的新教运动有望组织一场史无前例的有力运动。至于此前那些更松散、传播更广的流派，加尔文宗尽管对它们有所吸收，却不能完全替代它们；这在管理严格的流派与“自由”流派之间制造了深刻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在整个近代时期都处在荷兰新教运动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