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519—1565年：荷兰宗教改革早期（6）

门诺·西门谴责暴力，但并不是说他对哈布斯堡政府和国教的态度被动。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他担起了明斯特派的斗争任务，但同时拒绝后者的武器。门诺·西门的武器是笔。16世纪30年代晚期，门诺·西门在弗里斯兰用荷兰语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强烈渴望把它们传播到尼德兰各地。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帮助者之一是书商扬·克拉松。扬·克拉松一直热情地传播门诺·西门的作品，直到他在1544年遭到逮捕并被处决，而此前门诺·西门刚刚逃往德意志。门诺·西门的著作是写给哈布斯堡政府和公众的，当然也是写给虔诚的再洗礼派的。它们不只是对神学的阐释，还是一种反抗，反抗门诺·西门本人及其信徒一直遭受的迫害。在《基督教救赎教义基本读物》中，门诺·西门力劝世俗和教会当局“以耶稣之名保持谦逊”：“我想说，检视我们的教义吧，承蒙上帝的恩典，你们会发现它是纯粹、不折不扣的基督学说，是神圣之言，是圣灵之剑，所有生活在世间的人都要受它审判。” 门诺·西门可能曾经是和平主义者，但与再洗礼派的好斗分子和巴滕堡派类似，他劝诫信徒，除了基督的统治，不要承认任何人的统治。门诺·西门的攻击针对的不只是世俗权威和天主教会，还针对路德和布塞尔。对前者他厌恶至极；而后者在他看来只是伪先知，他们声称自己正以《圣经》为基础革新基督教，但事实上却漠视《圣经》。对于这点，他认为这不仅是在讨论婴儿洗礼的问题，他还强调：对于婴儿洗礼，路德和布塞尔与天主教信徒信奉同样的教条，而这样做就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信誉，“因为承蒙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圣经》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被他们用来支持这一信条”。

与门诺·西门类似，迪尔克·菲利普斯也是弗里斯兰的和平主义者，他支持戒律和圣会，用笔对抗国教。他是一名热心的学者，比门诺·西门更了解伊拉斯谟和路德的著作，同时他也是个不知疲倦的组织者和讲道者。他还更信从权威主义，更强调个人对圣会和长老的服从。他的《基督教手册》与《基督教救赎教义基本读物》一样综合论述了和平主义再洗礼派的观点，是最厚重也最重要的荷兰宗教改革著作之一。

对秩序和戒律的新强调让门诺·西门再洗礼派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以及比此前任何德意志或荷兰再洗礼派运动更强大的扩张能力。门诺·西门以朴素的荷兰语写作，雇用全职的巡回讲道者，此外还建立了一套强大的权力等级制度。通过这些措施，门诺·西门和迪尔克·菲利普斯组织起了较有凝聚力的运动，其活动范围不仅包括尼德兰北部，还包括尼德兰南部的荷兰语地区以及邻近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东弗里斯兰部分地区。在佛兰德，随着明斯特运动兴起的最早的再洗礼派起义在事实上受到严厉的镇压，尤其在1538年的打击下已走向消亡。但是大约从1550年开始，在门诺·西门教义的启发及其代表活力充沛的劝导下，佛兰德的再洗礼派运动得以复兴。门诺派的代表中有一直四处奔波的莱纳茨·鲍文斯，还有不停在亚琛、安特卫普、根特和科特赖克之间穿梭的希利斯·范阿肯。

在边缘省份弗里斯兰，迫害命令执行得较为敷衍，大批普通民众蜂拥归向门诺派。事实上，到16世纪末，再洗礼派教徒占弗里斯兰总人口的20，甚至多达25。相较之下，在内陆省份，因为再洗礼派对政府和国教的反抗，沦为宗教迫害牺牲品的多为再洗礼派信徒，这在南方和北方都一样。在安特卫普，1522—1565年间因为异端罪名被处决的161人中，有6名路德宗信徒，十几个加尔文宗信徒，各种流派的再洗礼派信徒则多达139名。在根特，被处决的56名殉道者中，50名属于再洗礼派，整个佛兰德伯国都是同样的情况。马斯河河谷中的马斯特里赫特和鲁尔蒙德，以及列日主教区北部的荷兰语地区，也是如此。与路德宗和茨温利派类似，再洗礼派在列日北部荷兰语地区的势力要比在南部法语地区的大得多。弗里斯兰殉道者的总数仅有几十人，但几乎全是再洗礼派信徒。在荷兰省，16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殉道者相当多， 不过仍是再洗礼派占了多数。

然而，我们并不能通过考察殉道者的情况来理解16世纪40年代困扰尼德兰的宗教危机的性质。再洗礼派信徒只占总人口的少数，其中没有人文主义者、官员或摄政官，商人或有教养的人也很少。真正的危机是受过高等教育之人、国家精英和大部分公众，对旧教会无声的、形式各异的背叛。在16世纪50年代，它给第一批加尔文宗讲道者带来的恐慌，一点儿不比给政府和宗教裁判所的少。相较于大部分在内心厌弃现存教会的人，许多再洗礼派信徒的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再洗礼派与其他人真正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外在形式上与教会隔离，建立自己的组织；而大多数人——秘密新教徒和尼哥底母主义者则坚持中间道路，即不明确表态地“走”在宗教改革和天主教之间。第一批加尔文宗讲道者，如活跃在瓦朗谢讷和图尔奈的居伊·德布雷斯，大惊失色地发现，他们所到之处不仅有再洗礼派和大卫·约里斯派，还有大批的半路德宗信徒、宗教自由主义者、伊壁鸠鲁派以及在布雷斯看来更糟的尼哥底母主义者和顽固的伪君子。

官员、摄政官、贵族以及名义上的天主教神父，不愿意因为公然支持新教而背离哈布斯堡政权，这是人之常情，核心省份更是理所当然。在高级贵族中，只有菲亚嫩的亨德里克·范布雷德罗德或屈伦博赫伯爵这样没有希望赢得统治者宠爱的贵族，以及因为领主的司法自治权而有安全感的高级官员，才会最终或多或少地表露他们对新教的支持。整体而言，尼德兰精英的主要导向是争取某种神学的中间道路。他们在内心拒斥旧教会，接受新神学理论，但与此同时在表面上遵从天主教。在尼德兰北部的几个边缘省份，由于王室对司法程序的控制较弱，人们对这种变通之术的需求也相对减少。整个16世纪30年代，只有几个再洗礼派信徒在艾瑟尔河上的3座城市被处决。而即便在迫害行为延续最久的坎彭，这些行为事实上在1543年之前也结束了。在此之后，上艾瑟尔再没有处决路德宗、改革派或再洗礼派信徒的事件，直至阿尔瓦到来。城市治安法官几乎公开宽容新教活动。1539年，一位天主教教士试图强行将一位有名的秘密路德宗讲道者驱逐出坎彭，这一行为激起一场骚乱，并最终被治安法官挫败。到16世纪40年代，事实上再没有上艾瑟尔法官试图执行反异端的法令。海尔德兰的情况也大体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