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519—1565年：荷兰宗教改革早期（4）

荷兰早期的新教相当多变，因此很难分裂。在16世纪30年代，唯一有广泛重要性的教派分裂，就是主流的荷兰秘密新教运动与再洗礼派之间的分裂。1530年之前，低地国家的新教徒中并没有再洗礼派信徒；1530年之后，也只有极少数的人属于再洗礼派。但是，狂热的再洗礼派将自己与其他新教徒分离，他们拒绝进入教堂，并且无视政府禁令，组织自己的祈祷集会。他们是甘冒风险的新教徒，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的挑衅行为带来的是持续30多年的严厉迫害。他们在立场上毫不妥协，很容易遭到攻击，这使得他们在拒绝国教的人群里一直占极少数；但是，在低地国家毫无保留地争取宗教改革的人群里，再洗礼派占了多数。他们因为遭受磨难、站在前线而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其他教派则为了活命而退缩。这制造了一种吊诡的情形。在1530年至16世纪60年代这漫长的酝酿时期，再洗礼派尽管是极少数派，且在教义上不具代表性，却成了荷兰宗教改革的先锋。不过有些地方是例外：一是东弗里斯兰 ，这里非再洗礼派的荷兰新教流亡者，如欣内·罗德，可以自由组织宗教活动；二是信奉路德宗的飞地，它们处在于利希、克莱沃及海尔德兰的边境上。

再洗礼派运动首先在16世纪20年代中期发端于苏黎世，随后迅速传播到瑞士其他地区和德意志。直到1530年6月，再洗礼派运动才传到低地国家。当时，梅尔希奥·霍夫曼从斯特拉斯堡来到埃姆登，在数月内组织起一个团体。埃姆登成了荷兰再洗礼派运动早期的中心。梅尔希奥的皈依者进入哈布斯堡领地，建立起尼德兰再洗礼派团体最初的网络，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在吕伐登工作的裁缝西克·弗雷尔克斯以及阿姆斯特丹的扬·福尔克特斯·特赖普马克。这些荷兰再洗礼派的早期领导者很快被消灭：1531年3月，弗雷尔克斯在吕伐登被斩首；特赖普马克和另外8名阿姆斯特丹再洗礼派团体成员被逮捕并送往海牙，于1531年稍晚些时候在那儿遭处决。然而，这增强而非减弱了运动的吸引力。再洗礼派团体迅速四处扎根，尤其是在荷兰省北部、弗里斯兰以及格罗宁根。当时格罗宁根还在哈布斯堡尼德兰的势力范围之外，直至1537年， 这里的再洗礼派教徒都相对安全。

尼德兰的梅尔希奥再洗礼派尽管狂热，在组织和教义上来说却是一场易于分裂的无序运动。与其说它在神学上激进，不如说在情绪和心理上激进。尼德兰日益强化的镇压活动催生了一种挫败感和被压抑的破坏偶像的愤怒，这又在另一个方面将荷兰宗教改革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在1530年前后的低地国家，一些人对于不得不压制自己疏远旧教会的情绪感到无比愤怒，除了转向再洗礼派，他们根本无处可去。另一些因为过于亢奋而难以保持平静的人最终也混入了再洗礼派之中，其中就包括代尔夫特的大卫·约里斯，他是荷兰宗教改革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荷兰宗教改革的路德阶段就频繁出现激进主义的迹象，例如严厉斥责那些在大街上跪在圣母玛利亚塑像之前的人，或是将新教文本藏在教堂里的人。约里斯在代尔夫特引起了一场骚动，他在大街上叫嚣着反对一场宗教游行，最后被迫躲藏起来。吸收激进主义力量赋予尼德兰的再洗礼派与德意志和瑞士的再洗礼派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德意志和瑞士，总体上说，再洗礼派在社会和神学领域都是边缘派别。然而在低地国家，从1530年到16世纪50年代末，再洗礼派发挥着一种关键功能——充当宗教改革的武器和喉舌。相当多的路德派和茨温利派信徒成了再洗礼派信徒。

这场运动迅速分裂成了两派：一方拿起武器，协助上帝摧毁不敬虔的秩序，以表达他们对旧教会的反抗；另一方主张以消极抵抗来应对迫害。更为激进的一派尤其将派内思想与对锡利亚说的向往以及《启示录》的教义相融合。宣扬革命的人，如哈勒姆的先知扬·马泰斯和莱顿的先知扬·伯克尔斯，掀起了一场骚乱。1534年初，他们将运动传播到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城。当地的再洗礼派与刚到来的荷兰人一同夺取该城，并驱逐所有拒绝进行再次洗礼的人。随后，来自明斯特的召唤传播到低地国家的各再洗礼派团体，呼吁他们拿起武器，带上妻子，协助建造新耶路撒冷。数百名经过武装的再洗礼派信徒——其中有大约200名来自莱顿地区——从荷兰、弗里斯兰以及马斯特里赫特和鲁尔蒙德附近的马斯河河谷涌来，他们穿过艾瑟尔河和莱茵河前往明斯特， 不过许多人遭到当局阻截，随后散去。

政府一开始就有组织地围城，因此来自其他地区的再洗礼派信徒就无法再进入明斯特。但围城加强了一种感觉，即尼德兰正处在《启示录》所载的伟大且暴力的末日变革的边缘。据估计，阿姆斯特丹有3 000多名再洗礼派信徒，城中的狂热情绪引发了一场冲突。1534年3月，一小队信徒赤裸着跑过城市，他们挥舞着剑，威吓不信神者。市民兵组织受到召唤，一场镇压活动随之开始。3月底在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水坝处决了一批再洗礼派信徒。明斯特的激进分子顽固坚守，围城战拖了18个月，战事对整个尼德兰荷兰语地区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影响，其中包括佛兰德以及于利希—克莱沃和威斯特伐利亚。除了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代尔夫特的宗教狂热也充满动力，这里的玻璃绘师大卫·约里斯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当地的再洗礼派集会，试图避免明斯特式的战争。跟弗里斯兰的门诺·西门一样，一些人受到明斯特起义的触动，产生了强烈的和平主义倾向。

1535年3月，一支由300名弗里斯兰再洗礼派信徒组成的武装队伍夺取了博尔斯瓦德附近的奥尔德克洛斯特西多会大修道院，并筑起防御工事。这些人中就有门诺·西门的兄长彼得·西门。他们摧毁塑像和祭坛，在那里建起新耶路撒冷。执政申克·冯·陶滕堡率军包围大修道院，用大炮攻击守卫者。大修道院陷落之时，死伤无数。幸存者中，24个男人或当场被绞死，或随后被斩首，妇女则被带到河边溺毙。另一支来自格罗宁根的队伍没能抵达奥尔德克洛斯特，他们试图攻陷瓦尔瑟姆大修道院，但未成功。这些事件，加上明斯特持续的抵抗，使得当局加强了迫害力度，阿姆斯特丹、海牙、莱顿、马斯特里赫特、列日、米德尔堡、代芬特尔和克莱沃的韦瑟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处决浪潮。1535年5月10日，武装的激进分子夺取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经过一场激战，他们才被市政当局驱逐。在这个过程中，几十人战死或身负重伤。随后到来的是更多的处决。5月15日，阿姆斯特丹用溺刑一次处决了7名再洗礼派妇女。

暴力反抗与镇压之间的循环不断加强，随后在1535年夏，明斯特的陷落又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荷兰的再洗礼派由此被推上宗教危机的顶峰。再洗礼派运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应这场震动，分裂成了相互冲突的派系。到明斯特革命的最后阶段，莱顿的扬·伯克尔斯和其他领导人已经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包括权力等级制度和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但事实证明，明斯特公社运动及其暴力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各分裂团体的领导人试图重新统一再洗礼派运动，他们分别于1536年9月和1538年在博霍尔特和奥尔登堡组织来自全尼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代表集会，但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