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516—1559年：领土合并（1）

1516—1549年间，大河以北的尼德兰在哈布斯堡治下的统一是错综复杂的政治戏码，其中包含着对未来的影响。三个世纪以来，低地国家中偏远的小邦国逐渐被吸纳到一个权力网络之中，北尼德兰的统一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完成。现在，小邦国由三大省——佛兰德、布拉班特和荷兰的统治者管理，这三大省的统治者也合并成了一个。在这三个世纪的进程中，三大省在人口和经济影响力上的优势日益增强。到16世纪40年代，在处理哈布斯堡尼德兰十七省的事务时，三大省的三级会议影响力十分强大，因为它们贡献了哈布斯堡尼德兰总税收的约75，而其他14个省份所贡献的税收一共只占大概25。

尽管从15世纪20年代起，这三大省就拥戴同一位统治者，并且尽管最初的勃艮第和如今的哈布斯堡都把权力中心设在布鲁塞尔，但哈布斯堡政权实现北尼德兰的统一仰仗的主要是荷兰省的人力和资源。在1516—1543年的统一战争时期，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给皇帝在布鲁塞尔的金库贡献了大笔资金。哈布斯堡政权越来越倚仗各省三级会议，同时各省三级会议也采用新手段为军事远征筹钱，这带来的结果是，在决定如何使用各省三级会议提供的税收时，哈布斯堡统治者不得不对三大省做出重大让步。这意味着，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对如何在尼德兰配置资源和税收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它们一直否认大河以北的事务与自己有关系。佛兰德三级会议的一个固定原则是，该省投票同意给皇帝用于军事开销的资金不能用到大河以北的地区。每一笔拨款都规定，佛兰德的钱必须用来保卫佛兰德免遭法兰西人入侵，也就是说，事实上除本省外，唯一一个能使用佛兰德人的钱的省份就是阿图瓦，因为它被根特和布鲁日视为佛兰德的安全壁垒。

于是，尼德兰北部社会、经济和政治势力的活动基本成了与荷兰省的互动，它们时而亲近，时而疏远。这些互动带来了统一。统一之后，尼德兰南北依旧是这种状态。用来征服大河北部较小省份的资源与军队主要由荷兰省提供。尽管查理五世对北尼德兰领主权的主张源自其荷兰与泽兰伯爵的头衔，他的利益和目标却与荷兰省三级会议相去甚远，查理五世希望同时以佛兰德伯爵、布拉班特公爵和荷兰伯爵的身份接受新省份的臣服。对哈布斯堡政府来说，新领土并入了更广大的尼德兰实体中，它的王座位于大河以南，它的首都，它在政治和教会方面的主要任免权的来源，都是布鲁塞尔；兼并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哈布斯堡尼德兰，作为对抗法兰西的堡垒。

其结果便是不稳定的二元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只是相当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结合十分短暂。1572年的分裂只在表面意义上逆转了1516—1549年的统一。而反抗西班牙的大起义将确认南北之间根本上的分裂以及北部在荷兰省霸权之下漫长、渐进的一体化。

荷兰省于是在结果十分不明确的情况下追求着对北部小邦国的优势。到1516年，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但依然遭受着坚决的抵抗。不过荷兰省在北部追求优势地位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普遍反抗，反抗的是部分地区和派系。自始至终，荷兰省的干预在受到某些城镇和贵族派系支持的同时，又遭到另一些城镇和派系的抵制。支持荷兰省的势力不断增加，荷兰省的财富和权力也逐步扩张，北部省份的统一因此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并且最终变得不可逆转。

北方统一的进程基本就是各势力从属于荷兰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影响同时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正如晚近历史所展示的，东北部省份不可挽回地陷入动荡和骚乱。就当时而言，弗里斯兰、格罗宁根、上艾瑟尔、德伦特和乌得勒支这些省份的政府都太过脆弱，连海尔德兰也是如此。它们难以提供可靠的基础，来解决在这整片地区肆虐的党派冲突，建立稳定的管理机构。稳定如果真的能到来，便只能来自唯一的潜在霸权中心——荷兰省。

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并不能成为合适的替代选项。河流和内陆水道从西流向东，而非从南流向北，于是内部贸易也大体如此。因此，对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的沿河城镇来说，最重要的经济生活是沿莱茵河、马斯河、瓦尔河以及跨须德海的交通往来，也就是这些沿河城镇与荷兰省的互动，而不是与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稀少的联系。

北尼德兰在1516—1549年间的统一进程以及此前荷兰省与海尔德兰在1506—1508年间的战争都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或者说两重性的特征。这种特征还体现在人文主义者就巴达维亚神话起源展开的争论中。这个迷人的神话主张，塔西佗笔下英勇、品德高尚、热爱自由的古代巴达维亚人曾生活在北尼德兰，或者说北尼德兰的部分地区。他们在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的领导下成功反抗罗马人。1500年前后，这则神话就在荷兰人文主义圈子中兴起，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寓意。

荷兰逐渐被视为一个政治、道德和文化实体，被视为“祖国”和“国家”——科尔内留斯·奥雷利乌斯经常使用的词语。这种新的、更广泛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形成，从一开始便受到巴达维亚神话的有力推动，因此在大起义时期与黄金时代，巴达维亚神话成了荷兰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部分。人文主义者立即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之处。因为，无论哪支居住在低地国家及其附近的民族是古代巴达维亚人的后代，他们都因此获得了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身份，得到了一种潜在的帝国衣钵，这会让这一民族有理由夸耀自己的优越性，将自己置于邻邦之上。没人认为巴达维亚人居住在大河之南，但南方的人文主义者也参与了讨论。他们质疑科尔内留斯·奥雷利乌斯在《为光荣的巴达维亚人辩护》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即荷兰省是巴达维亚人的故乡，荷兰省人是他们的后代。不过，对奥雷利乌斯最尖锐的挑战来自另一方向。海尔德兰人赫拉德·赫尔登豪尔主张，海尔德兰才是古代巴达维亚人的故乡，荷兰省不是。他用了20年时间论证这一主张，最终将研究写在了《巴达维亚史》中。

于是，16世纪初发生于海尔德兰与哈布斯堡尼德兰之间的冲突，以及在乌得勒支、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德伦特不断升级的斗争，都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这是一种王朝斗争，斗争双方是权力中心位于布鲁塞尔的哈布斯堡统治者与其反对者——尤其是海尔德兰公爵。而另一方面，在许多荷兰人，包括伊拉斯谟看来，这是荷兰与其麻烦的邻居之间的竞争，而荷兰完全有权控制它们。这种观点在奥雷利乌斯1517年的荷兰编年史巨著中体现得最为彻底。查理五世派往弗里斯兰的军事指挥官、荷兰贵族约翰二世·范瓦瑟纳尔在1522年斯洛滕围城战时被杀。他是皇帝的代表，却被奥雷利乌斯赞颂为荷兰美德和自由的代表、荷兰贵族的典范。

1516年，荷兰对弗里斯兰的远征失败了，但没有被彻底驱逐。战争悬而未决地拖延着，哈布斯堡的事业慢慢取得进展。在弗里斯兰的反哈布斯堡派别看来，他们与海尔德兰之间的联盟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保卫“弗里斯兰的自由”并抵制讨人厌的消费税——此前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和格奥尔格就征收过这种税，若勃艮第—哈布斯堡政府胜利，必然也会重新引入。联盟起初很稳固，然而，随着冲突的继续，弗里斯兰被不守规矩的海尔德兰人袭击和打劫，越来越多的弗里斯兰人开始认为，无论有没有特权，哈布斯堡军队取得胜利是终结动乱的唯一途径。

随着弗里斯兰战争的延续，支持灰衣教士派和查理五世的力量逐渐增强。灰衣教士派竭尽所能挽救“弗里斯兰的自由”。查理五世曾含糊地许诺会尊重弗里斯兰的古老特权。灰衣教士派要求得到明确保证：皇帝的权力将最小化，弗里斯兰主要的司法和财政官员——乡村治安法官“格里特曼”将由弗里斯兰三级会议而非查理五世及其幕僚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