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迈入近代（8）

哈布斯堡统治者在各省的主要代表是各省省长，或者说执政。只有布拉班特和梅赫伦因为靠近布鲁塞尔的宫廷，所以没有执政。其他省份被分给各执政管理，而执政总是从主要贵族之中选出。于是，泽兰和1528年后的乌得勒支与荷兰共享一个执政，而佛兰德、瓦隆佛兰德和阿图瓦也趋向于被组合到一起，后来的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德伦特和上艾瑟尔的组合也类似。查理的执政中最显赫的是拿骚的亨德里克之子，他在继承法兰西南部的封邑奥伦治之后，被称为勒内·德沙隆；1538年，勒内继承其父在拿骚的领地。勒内生于布雷达，12岁时被封为金羊毛骑士，他是拿骚一系第一个获得“奥伦治亲王”头衔的人，他的堂弟沉默的威廉将继承这一头衔。1540年，勒内被任命为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执政；1543年征服海尔德兰后，他又被加封为该省执政。第二年，勒内在围攻法兰西某一城镇时死于炮弹之下。

查理明白疏远贵族的危险性。但是他手下的执政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各省，不能密切监督各省的财政和司法管理。他们既没时间，也缺乏训练，还无此意向。因此，普遍地调整执政乃至贵族整体在管理体系中的角色是个必然的进程。这一进程有其自身的逻辑，在玛丽摄政时期依旧存在。不可避免的是，位于布鲁塞尔的附属委员会和位于梅赫伦的哈布斯堡尼德兰最高法院大议事会，在为了工作与各省联系时，较少跟各执政的手下联系，而是通过常设的司法机构。于是，为管理哈布斯堡尼德兰而进行的重要联络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中央委员会和各省高等法院之间，各省高等法院因此稳步地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和财政职能，当然还有司法职能。15世纪即将结束时，这些高等法院的大多数委员，包括荷兰省高等法院的大多数委员，仍然是贵族。但是，16世纪前半叶，贵族在各省行政体系中的作用减小了，中央政府找了更多的受过大学训练的法学家来填补这些位置，而且随着行政管理机构的日益复杂，政府也需要这些更具专业技能、更勤奋、工作习惯更规律的法学家。1520年，荷兰省高等法院的13名成员中，有6位仍然是贵族；到1572年，贵族的人数已下降到两三位。

过去，农村地区和各城区的重要官职也基本由贵族占有。这些官员的名称和权限各不相同，但是在所有省份，他们都是行政体系的重要一环。在北方，这种官员通常被称为“巴尔尤夫”或“德罗斯特”，他们是联结各省高等法院与农村、小城镇和村落的重要纽带；在低洼地区，他们还掌管水务局，即管理堤坝和排水系统的区域性委员会。他们在布鲁塞尔接受任命，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哈布斯堡统治者在基层的代表，负责发布和实施皇家公告、维持秩序，监督民事和刑事的司法执行，也监督税务。在一些地方，他们还是皇家要塞的管理者。荷兰省总共有16位这样的巴尔尤夫或德罗斯特。

那些同时负责管理皇家城堡的乡村法官依然由贵族担任，而其余大多数不承担军事职责的治安法官，包括荷兰和泽兰的多数巴尔尤夫，逐渐不再由贵族出任。1530年，荷兰省非军事地区的治安法官中贵族与非贵族大约各占一半。到1570年，荷兰省几乎所有的非军事巴尔尤夫都不再是贵族。荷兰省的乡村地区，以及不在巴尔尤夫管辖区内的主要城镇，还设有比巴尔尤夫低一级的官员斯豪特，他们代表哈布斯堡统治者，负责地方的治安管理。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这个职位同样表现出非贵族代替贵族的明显趋势。

城镇管理机构的首要组成部分是市议事会，议事会由市长领导。与以往一样，政府和治安法官仍然受城市显贵摄政官控制。不过，中央政府的发展和各省政府的变化在许多方面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他们发现自己不仅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压力——1540年后尤其如此——还受到比过去更严密的监督，这种监督来自几个中央委员会，更来自各省的高等法院，而高等法院的上层官员由布鲁塞尔任命。

最后，还有各省三级会议和总三级会议。尽管查理五世统治期间官僚化和中央集权化不断推进，各省三级会议仍然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这看起来有些吊诡，但事实上中央集权化的推进与各省三级会议的巩固并肩而行。哈布斯堡历任统治者深陷与法兰西的冲突中，1542年之后尤其如此，他们迫切需要从尼德兰获得更多税收。因为未能在省和市镇层面上直接控制财政机构，哈布斯堡统治者发现增加税收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各省三级会议和各城镇，三级会议和城镇因此得以扩大自己的行政管理职能和财政活动。各城镇和各省目睹了根特在1539—1540年反抗皇帝权威后被剥夺特权的遭遇，因而整体而言都愿意合作而不是反抗。于是，省三级会议在制度上得到加强。它们在城镇和乡村为统治者征收更多的钱。查理五世时期，他从尼德兰获得的收入是过去的5倍，而同期的物价只稍高于过去的2倍。

尼德兰总三级会议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善良的腓力最初设立总三级会议是为了简化向臣民摊派财政任务的过程并进一步整合尼德兰，而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稳定并协调各省的货币流通。但是在哈布斯堡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发现，各省三级会议才是高效获得和增加收入的最佳助手，马克西米利安甚至曾通过三级会议掌控铸币权。因此，马克西米利安强烈抵制在1477年和1488年被迫让渡给总三级会议的广泛权力，尤其反对总三级会议有权每年在佛兰德、布拉班特或埃诺的城镇集会的原则。1488—1559年间，总三级会议的聚会并无定期，不过相对频繁，平均每年两次。一般而言，召集总三级会议只不过是一次性与各主要省份的三级会议迅速交流的方式。至于政府的财政要求，政府通常是将一份“总议案”交给总三级会议，随后将“具体议案”交给各省的代表团，目的是尽可能阻止总三级会议在全体会议上讨论统治者的要求，或各省的捐税要求。各省在1477年获得的特权被废除后，总三级会议只能由统治者召集。

从各方面来看，16世纪中叶的哈布斯堡尼德兰展现了一幅壮观的景象：各个省份欣欣向荣，它们经济繁荣，人口稠密，遍布令人赞叹的被城墙环绕的城市，由默认的三级会议治理着。从表象上看，在权贵和新精英——受人文主义训练的职业官僚的支持下，各省正顺利地融合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统一整体。尼德兰是北欧的商业、经济和产业中心，在16世纪的战争环境中还是极好的战略基地，对于哈布斯堡统治者来说，尼德兰似乎是其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绝佳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