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迈入近代（4）

吊钩派和鳕鱼派在1425—1428年爆发了新一轮冲突，其中吊钩派反对勃艮第人。此后，荷兰与泽兰进入较为平和的时代，在迅速发展的勃艮第邦国中站稳了脚跟。15世纪30年代，腓力公爵开启行政体系重组和邦国建设的计划，意图将勃艮第尼德兰融合成一个更有凝聚力的实体。这一时期建立的新中央机构包括：三级会议，它聚集了来自勃艮第尼德兰各省三级会议的代表；中央审计院，下设财务主管和税收总管；金羊毛骑士勋位，它被授予有名望的贵族。尽管加洛林时代以来，勃艮第尼德兰是低地国家中第一个在大河南部与北部共同扩张的邦国，但不可否认，它的根基在南部。1451年后，也是公爵在布鲁塞尔建立宫殿后，宫廷人员主要驻扎在这座城市，有时也会去里尔、布鲁日和梅赫伦待上一段时间，偶尔会前往第戎。布鲁塞尔是首都。决策权、高级官职、公爵的宠爱和赏赐都属于权贵，而他们的土地和附庸绝大多数位于大河南部；少数例外得到上述好处的法学家和神职人员通常也是南方人。同样，勃艮第治下的中央行政机构和宫廷使用的官方用语都是法语而非荷兰语。无论如何，这适于显贵，他们多数来自说法语的瓦隆世家；对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权贵精英来说这也不是问题，尽管它们都是荷兰语省份，但长期以来就有使用法语的传统；对从瓦隆来到这些地方的人更是如此。不过在大河北部，法语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导致疏离的因素，因为当地贵族并不习惯于使用它。

此外，公爵宫廷、权贵官邸和高级教士对文化艺术活动的支持也主要局限在南部。勃艮第尼德兰的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大学于1425年建于鲁汶。在一定程度，这起到了团结所有低地国家的作用，但这同时也将学术重心牢牢地固定在了布拉班特中部，而在25年之后，宫廷也搬到了这附近。大约在1430年，低地国家的挂毯、画作、精致家具、雕塑、丝织品、珠宝、彩色玻璃和宫廷音乐的产量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成果，以及将勃艮第尼德兰的艺术和装饰提高到前所未有水平的技术，都出自布鲁塞尔、根特、布鲁日、鲁汶、梅赫伦和安特卫普。15世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精致辉煌的景象，但这并不是勃艮第社会财富普遍增多的结果，最终，更多的财富集中在宫廷、上层权贵和主要教士手里。装饰艺术成了布拉班特和佛兰德城镇的主要产业之一，周围广阔地区天赋异禀的艺术家和工匠被吸引到这些城镇和宫廷附近。罗希尔·范德魏登是个瓦隆人，在图尔奈接受过训练，但他的杰作主要是在布鲁塞尔画的。迪里克·鲍茨似乎来自哈勒姆，但主要在鲁汶工作。汉斯·梅姆林在莱茵地区成长、学习，后来成了布鲁日最重要的画家。勃艮第时代的挂毯编织工作集中在布鲁塞尔、鲁汶和根特。

由于上述原因，荷兰在政治和文化的某些方面要服从于南部精英和布鲁塞尔勃艮第宫廷的要求。在善良的腓力统治下，荷兰与泽兰被交给公爵手下的贵族，即“执政”管理。执政是低地国家各省长官的名称，他们几乎都是从南部的权贵之中选出的。公爵本人只在极少情况下亲自视察大河以北地区，即便去了也只是短暂停留。更重要的是，相比瓦隆和布拉班特的贵族，荷兰与泽兰的贵族很少被授予公爵层级的宫廷职位。

勃艮第尼德兰这种对南部的偏爱还反映在其中央机构的运行中。首先，总三级会议基本都是在布鲁塞尔等南部城市召开。其次，1430年设立的金羊毛骑士勋位是笼络主要贵族的手段，以让他们与勃艮第公爵的宫廷乃至公爵本人的关系更亲密，然而从一开始其组成人员就几乎全是南部贵族。最初25名获得勋位的贵族中，没有一个是北尼德兰人。15世纪后期，两三个北方人得到了认可，但那时成员总数已经增长到约40人。1430—1559年间，金羊毛骑士共聚会23次，只有两次在大河北部举行。

事实上，对腓力公爵来说，北部省份唯一的价值就是保持和平状态并满足他的赋税要求。在北方省份，他对贵族和城市显贵两个派系的政策也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主要乡村司法官员“巴尔尤夫”和其他重要官职的任命上，公爵主要选择鳕鱼派，但也会任命少量吊钩派以免完全疏远后者。而对于市议事会成员，公爵特意从两派中选取，以制衡两方，让他们都依赖公爵的恩宠，减少派系仇恨。这一手段也是为了防止整座城镇阻碍公爵的统治，甚至叛变。

总而言之，勃艮第人不怎么关心荷兰与泽兰的利益。此时，为了争取在欧洲北部的航海和商业霸权，荷兰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与汉萨同盟的冲突中，但是指望公爵保卫他们的利益是毫无意义的。公爵正专注于在法兰西领土上爆发的百年战争，专注于同英格兰的关系，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留给德意志和波罗的海。荷兰对汉萨同盟的抱怨也没引起佛兰德与布拉班特的太多同情，因为如果荷兰的事业取得成功，不仅它的商业实力会得到增强，它的纺织业生产也会得到促进，而荷兰纺织业与佛兰德纺织业是直接竞争的关系。当北部的冲突愈演愈烈时，荷兰省三级会议尽管总是以公爵的名义行事，但事实上却像个独立政府。荷兰和汉萨同盟之间的战事逼近时，佛兰德和布拉班特试图加以阻止，但战争还是爆发了。在1438—1441年的战争中，荷兰省三级会议与吕贝克及其所属的北德意志同盟作战。为了装备战舰，三级会议大大提高了需要从全省征收的款项总额，并深深卷入了丹麦—挪威以及北德意志的政治纷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荷兰省三级会议有能力在没有君王，或者说君王远在天边的情况下充当有凝聚力甚至近乎高效的政府。在三级会议的管理下，主导荷兰省三级会议的“六大城镇”一同工作，内陆城镇支持沿海城镇。

在低地国家的大多数省份，贵族之间严重分裂，城市特殊主义强于一省的凝聚精神。就后一方面而言，荷兰省是特殊的，而且毫无疑问，造成这种特殊性的原因与造就其经济和社会结构独特性的原因相同。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第一，当时那段时间大片土地的人口聚居；第二，15世纪发生了农业危机，再加上城市经济的加速发展，共同导致荷兰和泽兰城镇比例极高。如今这里城镇统治乡村的程度远远高于低地国家的其他地区。结果，城市显贵越来越多地主导了荷兰省三级会议。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六大城镇”——多德雷赫特、哈勒姆、莱顿、阿姆斯特丹、代尔夫特和豪达支配着荷兰省，但该省的两大经济资产——大宗货运舰队和鲱鱼渔场既不在它们的辖区内，也不受它们直接管治。保卫着城镇和乡村的堤坝和水闸也是如此。结果是，城市的特殊主义和自治性被削弱，这与北意大利和南尼德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单个城市自行其是是徒劳的，因为它们根本无法控制最重要的资产。大宗货运和捕鲱船队主要集中在北部的一连串输出港，包括恩克赫伊曾、霍伦、梅登布利克、埃丹，还聚集在鹿特丹和马斯河口一带。这些资产是“六大城镇”共同的经济繁荣基础，“六大城镇”能控制和保卫它们的唯一方式就是一起行动。这一点对多德雷赫特而言也是真理。过去它曾频繁与其他城镇冲突，与汉萨同盟联系紧密，与代尔夫特、鹿特丹就重大特权争论不休。而在15世纪，海尔德兰人越来越多地插手多德雷赫特在莱茵地区的繁荣贸易，因此多德雷赫特的显贵认定，捍卫自己贸易的最佳方式是放弃汉萨同盟，加强与荷兰其他城镇的联系。

勃艮第公爵远离荷兰的波罗的海战争及相关政治斗争。他既不打算领导，也不准备制约荷兰省三级会议。因为只有准许荷兰自行其是，才能顺利地将它安置在勃艮第邦国中，即便这有时会与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利益相冲突。因此，15世纪的勃艮第尼德兰本质上具有二元性，北部与南部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分裂不比过去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