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1）

所谓的“荷兰共和国的新世界”给17、18世纪欧洲内外的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他们是直接与这个“新世界”接触，还是通过它的航海、贸易或书籍等印刷品间接与之相连。“新世界”持续地吸引着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学者、商人、神职人员、士兵、水手和艺术鉴赏家，至今仍在近代西方文明史上拥有重要意义。近代早期的观察者尤其被这里各个领域的创造力和数不胜数的新奇事物震撼。他们来到荷兰，因这里的景象惊奇——海运和商业规模惊人，金融行业和工业技术成熟，城市风景优美、秩序井然、干净整洁，宗教和思想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宽容，孤儿院和医院运行极佳，教会权力受到节制，军队从属于市政权威，艺术、哲学和科学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然，外国人在惊奇的同时，也常常表现出批判、不满、鄙视，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敌意。对于外来者而言，共和国治下的荷兰社会有许多特征是畸形和可恶的。荷兰当局准许多元教会并存，人们则有讨论宗教和思想问题的自由，而17世纪末以前，这些事让许多人惊骇。还有一些人不赞同给予妇女、仆人和犹太人等特定群体自由，这些群体在欧洲其他国家一直被限制在卑贱、拘束的生活状态中，在其他欧洲人看来，荷兰给这些群体的自由是过度的。外国贵族倾向于嘲笑荷兰生活和政治中中产阶级的做派，取笑他们不符合恰当的社会等级。17世纪，客渡驳船很少出现在欧洲其他地方，许多乘坐荷兰客渡驳船旅行的外国绅士不安地发现，最普通的荷兰百姓都能随意地与他们交谈，毫不考虑他们的等级，仿佛他们只是随便哪个普通人。1694年，一个德意志人写道：荷兰省女仆的举止和穿着都与她们的女主人十分相似，以至于很难判断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共和国的官方名称是“联省”，欧洲人普遍认为这里是神学、知识界和社会混乱的温床，它颠覆了男性与女性、基督徒与异教徒、主人与仆人、贵族与非贵族、士兵与平民此前惯常且恰当的关系，倔强地拒绝给予贵族、士兵乃至丈夫应得的荣誉和地位。同时，对于大多数外国人而言，共和国的政治机构更应该被鄙视而不是赞赏。

因此，外国人想要效仿的事实上从来就不是荷兰共和国“新世界”的全部现实。各个领域都有很多新奇事物，一般而言，他们对采纳其中某种新方法更感兴趣。那些渴望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人，学习并借鉴荷兰的商业和金融手段。从16世纪90年代到1740年前后，在这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共和国在世界航海和贸易领域整体上居于首位，也是能想象到的各种货物的中央仓库。这个中央仓库不仅储存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也汇聚了相关的商品信息、储存和加工商品的技术、对商品进行分类和检验的方法，以及宣传和商业洽谈的方式。17世纪，即便是荷兰商业繁荣的头号劲敌，如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柏和英国外交官乔治·唐宁爵士，都刻苦地仿效荷兰模式，努力引进荷兰技术。与荷兰在世界贸易中的首要地位密不可分的是，共和国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也是欧洲的技术领头人，许多外国人关注这里的技术发明，从造船方面的新工艺到改良的水闸、港口起重机、伐木机、织布机、风车、时钟和路灯。这里的外国人甚至包括在1697—1698年和1716—1717年两次到访荷兰省的沙皇彼得大帝。关心农业技术创新的外国人相对较少，但是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会在荷兰的排水系统、园艺、饲料作物和土壤补给方式等方面发现大量技术革新，它们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并带来利润。18世纪英格兰农业革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借鉴联省的技术和创新后实现的。另一些人则震惊于荷兰市民生活的秩序井然、高效的福利体系、监狱和刑罚实践以及低得惊人的犯罪率，这些都是荷兰社会的显著特征。军人则对联省进行的军事革命怀着强烈的兴趣，尤其是在1648年之前的岁月里。荷兰军事革命自16世纪90年代开始，由执政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推行，其特点是不仅火炮、战略战术、防御工事、围城手段和军事运输方面有所革新，军事纪律和秩序也大大提升。从16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中叶，尼德兰的北部和南部都是新教欧洲和天主教欧洲的“重要军事学校”；1672年到1713年，低地国家因位于路易十四与欧洲反法联盟大决斗的战略中心，又一次成了欧洲的主要军事实践场所。最后，还有一群倾心于学术和艺术的人，因联省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科学收藏和出版商以及最重要的思想和宗教自由而络绎不绝地前往荷兰。这些人中有些是近代早期最伟大的哲学家，如笛卡儿、洛克和培尔。笛卡儿断言，世上再没有别的国家，“可以让你享受这种完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