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

有谓陶渊明的《拟挽歌辞》或非自挽，只是作普通挽歌而已，备人唱唱，或自己哼哼。当时南朝有此习惯。《南史·颜延之传》：颜延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宋书·范晔传》：“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世说新语》：“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曾孙几卿“醉则执铎挽歌”。渊明暮年作《拟挽歌辞》，情真意切，不知是否为自己作挽歌，待考。

陶渊明散文名篇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尤以《桃花源记》脍炙人口。

除诗文以外，还有赋作。《感士不遇赋》模仿董仲舒和司马子长，道古论今，写士进退两难之处境，发士不遇之感慨。虽拟古之作，而清新、简淡逾于汉赋。《闲情赋》丽极，比喻最妙，模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而作。因很秾丽，也许是早年模仿的作品。他自己的《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宗旨很纯正。赋描写一女子甚美，非常想接近她，有两大段描写愿为衣之“领”、腰之“带”、发之“泽”、眉之“黛”、床之“席”、足之“履”、人之“影”、夜之“烛”……巧妙别致，痴情切切。昭明太子萧统却在其《陶渊明集序》中曰：“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东坡曰：“《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传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讥昭明之不懂。昭明谓，“惜哉！无是可也”。现在人却最推重此篇了。

三、陶渊明诗的影响与后人的批评

渊明的诗并不被时人注意，好友不多。颜延之与之交好并为之作《诔》。颜在南朝宋为官。慧远住庐山，为净土宗领袖，亦与之友好。

陶渊明开田野诗一派，其诗在去世后才被人重视，后世诗人无不受其影响。尤深者如唐代之王维、孟浩然等喜欢自然的这一派，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宋代之苏轼、王安石、范成大、陆游等都受其影响，视为楷模。苏轼极推崇陶渊明，至全和其诗。

陶渊明有《停云》《时运》《荣木》等诗，近“三百篇”，是四言诗的复活。诗人感时触景而发，忧时政之昏暗，抒内心之惆怅，比韦孟《讽谏诗》等好得多。

对陶渊明和他的作品的评价，从南朝至近代，评家众多，不胜枚举，前面已有所引用。

萧统《陶渊明集序》曰：“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

《东坡诗话》：“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此八字评之甚当，陶有其人格思想，用不着多少辞藻堆砌。

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鲁直在黔南闻之，作偈云：“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千载子，子瞻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

孟浩然《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常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

孟浩然《赠王九》：“日暮田家远，山中勿久淹。归人须早去，稚子望陶潜。”

孟浩然《李氏园林卧疾》：“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

欧阳文忠云：“晋无文章，惟渊明《归去来辞》耳。”

朱熹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四、作品选讲

（一）《归园田居五首》

“归园田”，一作“归田园”，误，陶公“守拙归园田”诗句可证。五首或本有六首，末首乃江淹拟作，删之。

1.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开始二句言少志为此。见其“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甚非初心。“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写如何想念家乡园田之乐，亦生逢乱世之故。左思《咏史诗》“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犹有功名之念。潘岳虽赋闲居，终受杀戮。阮籍虽赞美邵平，依旧溷世。乃知古人“学而优则仕”，欲罢功名利禄之念，潇然归田，亦自不易。陶公为彭泽令，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间小儿，见机而退也。其时，其原来之上司刘牢之曾煊赫一时，终于自杀。桓玄、刘裕皆野心家，一败一显，晋室庸暗，出处甚难，陶公奔走尘俗者前后约有六年，决心摆脱。愿归躬耕以自养。同时，他的身体多病，更不堪奔走驱策，心为形役，始悟今是昨非，委运归尽之道。

“误落尘网中”，尘网为堕地之意，前人认为如佛家语，不类陶公口吻，此亦是一疑案。

此《归园田居五首》作于义熙二年丙午盖自彭泽令归也。陶公年四十二岁。吴仁杰谓自先生出为州祭酒至彭泽去官，约十二三年。此诗云“一去三十年”乃十三年之误。陶澍谓“三”字乃“已”之误。古直定陶公卒时年五十二，定此诗为与《归去来兮辞》同年作。《归去来兮辞》之序称作于乙巳年，时陶公适年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