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赋圣”说与文学批评传统（2）

三是“代胜”说。与赋体“宗汉”说相关的就是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观念的形成，如果没有“汉之赋”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性与经典性，相如“赋圣”说只能是一时偶发之谈，而没有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础。“一代文学”的观念在金、元时代已形成，如孔齐《至正直记》引虞集语有“一代之兴，必生妙才，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至明清迄近代，这种观念仍在发展，如谓“汉之赋，唐之诗”、“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之作者……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余气游魂”、“楚之骚，汉之赋……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里有一重要现象，即分楚“骚”与汉“赋”为二体，就像明人俞王言《刻辞赋标义序》所说的“艺林之技，首推辞赋。辞则屈子从容于骚坛，赋则马卿神化于文苑”。出于这层考虑，我们再看明人对相如赋的评价：如尹台《洞麓堂集》卷三《送郡侯周公擢赴贵州学宪序》论地域文明，列举蜀地相如等说“是故蜀始司马相如之述制，而严君平、王褒、扬雄之俦继之，辞文遂最一代”，内含有“一代文学”之义；或如郭正域《选赋》卷三《子虚赋·眉批》评点相如赋作时说的“逞奇斗丽，遂为赋家滥觞。然譬之徒牢，自有神力。诸家费尽气力，终难凑泊到”，其中也蕴含着相如赋的开山意义。

四是“示范”性。程廷祚《青溪集》卷三《骚赋论中》论相如赋谓“《子虚》《上林》，总众类而不厌其繁，会群采而不流于靡，高文绝艳，其宋玉之流亚乎？其次则扬雄也，王褒又其次也”，说明的是相如赋创作对后人的示范性。然这句话之前，程廷祚还有一语是：“长卿天纵绮丽，质有其文；心迹之论，赋家之准绳也。”这里所谓的“准绳”，无疑具有了赋学理论的指导性质，而其中所谓相如的“赋迹”“赋心”，又恰是赞成相如“赋圣”说者最爱援引的。也正是这段《西京杂记》中“相如曰”中有关“赋迹”与“赋心”的论赋语，被明清时人反复引述，成为其证明“赋圣”说的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最典型的是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认为“长卿之赋，赋之圣也”，评其创作“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言及作赋原则，引的正是这则话语。又比如李鸿《赋苑·凡例》：

传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图事见功。而长卿亦云：“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长卿而下，赋家所推，岂不以子云为祭酒。而子云自巽晚乃叹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是有寿陵余子之微憾也。

这也是将推尊汉赋的巅峰集中到相如赋，并以“相如之论”确立其义，以构建起赋体的典范。清代的储大文论“作赋”即引《西京杂记》中“相如曰”语，认为“此榷艺至言，功侔神化，未可以《西京杂记》为赝书而遂轻之”。可以这样认为，在前引诸论家眼中，“相如曰”中的“赋迹”与“赋心”说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而奇特的是这则言谈被捆绑于“赋圣”说而具有了从创作到理论的示范性，其所演绎的一段新的赋学历史，倒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辞宗”到“赋圣”完成了相如赋经典化的历史过程，其评价也渐由经学与辞赋的纠结指向赋文。清代虽有与明人阐释“赋圣”诸论不同之处，但对相如在汉赋创作中的功绩，皆不讳避。如赵翼《〈汉书〉多载有用之文》认为《汉书》所载相如等人赋，是因为“班固本以作赋见长，心之所好，爱不能舍，固文人习气，而亦可为后世词赋之祖也”，说明赋家气味相投的爱好。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认为赋家“神明为之橐，则司马相如之为也。其原出于宋玉，扬雄恢之”，说明相如在早期赋史发展中的作用。刘熙载《艺概·赋概》则谓“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又凸显相如作品的卓绝贡献。各种说法虽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相如赋回归汉廷所作出的文学性的思考。

这种现象到近代学者笔下尤为突出，这与“一代文学”的史观相关。如胡朴安《读汉文记》评相如赋“论者谓《子虚》紧峭，《上林》衍博。余谓二赋浩气内转，精光外溢，譬之长江巨河，大波堆银，细沫喷雪，心骇目惊，莫可名状。千里一曲，自成波澜，特人不见耳”，以代表作品彰显代表作家的成就。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论相如“其专长，终在辞赋，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以代表作家彰显时代。汪吟龙《汉赋考序》认为“古来文学，莫盛于汉，汉代文人，多工为赋。故欲明中国文学，不可不知汉代文学，欲明汉代文学，不可不知汉赋”，以特定时代彰显特殊文体。综合众家言论，可知相如赋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并进入现代赋论视域，必基于两点，就是时代性与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