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赋圣”说与文学批评传统（1）

“赋圣”说的出现，经历了由宋到明的过程，质疑声也不少。明人单思恭《甜雪斋文集·文六之四》就发出“长卿之赋圣矣乎”的疑问，并作阐发：“后人服膺长卿者，专拾字句以为师承，而屈、宋益邈矣。故径为之说曰：屈氏之响，续于宋玉，而绝于长卿，非过也。然则长卿之于圣，其犹未矣乎！屈氏神，宋玉圣，长卿工，而六朝之有别调者巧。”到了清代，类似说法更多，例如朱彝尊引孙开《骈雅序》“屈原《离骚》思郁以幽，文奇以崛，惊采绝艳，蔚为词赋之宗。自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左思之徒，皆博雅君子，其所为赋罔不酝酿古今，错综名物，以文被质，度宫中商，丽句伟辞，骆驿奔会”，表示认同。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六《司马长卿集叙》则以为：“屈原为词赋之宗，宋玉亚之。长卿之与宋玉，在伯仲之间。”皆奉屈赋为“宗”，虽非“圣”说，但于相如赋，则有“非圣”之义。

虽然“赋圣”说有诸多质疑，但仍受到近现代学者的广泛接受。比如陶秋英认为相如赋“集各体之大成。……他的赋，绮丽朴茂，刚健柔媚，兼有各种风韵，不愧是汉赋的第一大家”，即效仿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赞美杜甫诗之“集大成”而开启后世“诗圣”说，以相如赋兼得屈宋之抒情、荀卿之说理与枚乘之问答，而为“赋圣”说作一形象之诠解。如果落实到“赋圣”说与文学批评的关联，又可由相如赋衍生出几个问题：

一是“经赋”论。在汉、晋时代，赞誉相如文章，一指“经师”，一指“辞宗”，绾合二者，正是史迁论《春秋》《易》《大雅》《小雅》之于王政的功用，称相如赋“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归相如于“孔氏之门用赋”同此义理。尽管相如“赋圣”说的出现是缘文章学之兴盛而渐渐脱离“经学”致用观，然伴随“赋圣”的赞誉话语，却始终缠绕着汉儒赋本经义的思想。杨慎《丹铅余录·续录》卷五说“汉兴，文章有数等。……司马相如、东方朔，讽谏之文”，是内含经义思想的。到了清代，赞誉相如赋者尤多，其中一个重要意向，就是引述杨慎之“讽谏”论以为立言旨趣，如吴景旭、尤侗均引其说，或以为“用修好贬人，而其言如此”，表达了一种认同。最有趣的是，后世凡为赋体辩护，多以史迁评相如赋同于《诗》之用为言说模式，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白居易《赋赋》为考场律赋张本，也是将其提升到经义的高度，即“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违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可以说，“窥圣必宗于经”使历史的诸“圣”必效仿于孔子之“大成至圣”，而赋圣之宗“经”，也正是其中隐含的理论情结。

二是“宗汉”观。在赋论史上，宗楚则“祖屈”，宗汉则“尊马”，而“祖骚宗汉”又为其折衷之论。在相如“赋圣”说较为流行的明代中后期，“赋圣”说成立的前提，就是赋史的“宗汉”，其极端论调应该是“唐无赋”说。在明代初年，一些学者出于强烈的治世意识，轻视文采，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是“无识为已甚”、“祸天下万世之蛊毒”等，均非就文论文。然随着中后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兴起，明人论赋多继承祝尧“祖骚宗汉”之说，所谓“以屈宋冠之，以此文人之宗祖也”。这一时期的学者对前朝或当世赋作的选录或品评，又显然以“宗汉”为主，顾锡畴编辑《秦汉鸿文》，于《叙》文中称赞“文学则长卿、枚叔”，因为重视作为“文”中尤其博丽的“赋”，所以因尊体而“宗汉”。又如吴宗达《赋珍叙》论两汉之赋：

西京之文，号为尔雅，而掞藻宣华，特赋为甚。投湘问鵩之外，似已不免作法于奢，然鲜丽少俳，纵横多致，于长卿见风雅之遗焉。子云逊美，所称神化所至，不从人间来者也。东京递降，性情远于雕镂，体裁弊于声律。

其论赋宗汉，更重西京，以明其“体”义及宗旨。明人与此相近的论述甚多，随录两则如次：

宋玉嗣响，颇得邯郸之步。而后之作者，虽相颉颃，要以微入无垠，或合或离，独司马长卿最为杰出。次贾长沙，又次扬子云、班孟坚，又次张平子、曹子建、陆士衡。……唐宋以还，亦同祖风骚，然皆自以其赋为赋，绳以古法，若培蝼之与泰岱。

赋别为体，断自汉代。……《汉书·乐志》云：“汉立乐府，采诗夜诵，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是相如诸赋当时皆以入歌者也。观《上林》《长杨》散文多，何以合乐，不得其解者久之。老而始悟，盖散文诵而不歌，如后世院本之道白也；其有音韵乃以瑟筝之类歌，如后世之白毕唱词也。

前一则推崇相如赋的杰出地位，后一则解析相如赋的歌、诵问题，他们对相如赋的见解，在当时应该是较普遍的共识，这也从历史的意义在理论上进一步确立了相如的“赋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