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琴歌》的意涵与流传（2）

既然《玉台新咏》所录《琴歌》为“凤求凰”的原始文本，就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赋予了《琴歌》怎样的土壤。我们知道，自魏晋以来士人多倾心于“三玄”之学，受玄远思潮的影响，多“任放为达”“任情而动”，同时于山水、情色多有感发之情，这种好尚影响到南朝，流风未已。其旷达者，如嵇康有名言“非汤武而驳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出此“任自然”的思想，落实到人生尤其是男女层面，相如琴挑、文君夜奔这样的行为，成为人们冲破礼教束缚的再好不过的历史典型，阐扬其史事，焕发其新思，编织其美丽的传说，也是应运而生。在我国古代将人与人的相知引入文学的批评，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刘勰《文心雕龙》专设《知音》一篇，最为典型。在这篇论述中，刘勰感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并举“韩囚而马轻”以为例，忽略相如早年与汉武帝的“知音”，而偏重其茂陵病居的窘境，虽不全面，但反映了求“知音”之难，是当时人的困惑。相如与文君的故事，却蕴含着双重知音，即闻琴音而感动，又因心声而共鸣。《琴歌》的内容正绾合此二者，或造作，或传诵，均与当时的人情好尚有密切联系。还应注意的是，唯“美”与好“色”归于重“情”，也是多数南朝人的追求。我们姑且不谈南朝反映爱情追求的直白民歌，以及宫廷文人写作的艳体诗，就连被奉“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其创作的《闲情》一赋，也不乏艳丽的描写。陶渊明这篇赋以“闲情”为题，取义闲防纵放的情思，故有“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的曲终奏雅，但观其赋中具体书写所呈现的内涵与艳词，也是令人瞠目结舌。如在“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后所写的“十愿”：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

这种描绘，也算是极尽唯美好色之词。与之比较，被署名司马相如的《琴歌》的“交颈”等词语，也未见得有过之处。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如与文君曲折动人的结合及演绎的故事，必然会受到当时人的热情追捧，类似于《琴歌》这样的作品，也是与当时唯美世风和文风有着难以分离的呼应的。

受魏晋玄远风气的影响，文学与琴、箫吹奏等技艺常常被士人用来作人生之消闲。一方面因追求技艺，而生绮靡之风气。对此后世的批评甚多，如谓“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又谓“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乃至吟咏性情亦难免流弊，裴子野《雕虫论》批评“淫文破典，斐尔为曹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心浮，其志弱”，也是针对当时文风的某种认知。而另一方面，音乐是当时士人闲适潇洒的一个重要的消遣方式，其中最流行的就是“琴”。晋朝的嵇康、谢琨，南朝时期的戴颙一家，以及柳世隆、王仲雄、柳恽等，都是爱琴而擅长弹奏的名人。如嵇康《琴赋》写士人与琴，“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嘉鱼龙之逸豫，乐百卉之荣滋。理重华之遗操，慨远慕而长思”，其中所说“重华”，即屈原《离骚》中的传媒之神，其“遗操”，也就是动荡男女情思的“琴操”。从当时世族影响下的风尚体现于对琴乐的癖好看，《琴歌》的出现或传播则在情理之中；而讴歌越礼的思慕、佐琴而歌的“凤求凰”，也自然不属于另类歌吟。况且，徐陵《玉台新咏》作为《琴歌》的载体，其编纂的内涵包括“往事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的作品，多涉及女性生活，风格婉转绮靡，情调缠绵且辞藻华丽。《琴歌》这样轻柔哀怨的诗歌，栖身其间，也是编者的好尚。特别是南朝歌舞与乐府兴盛，所谓“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即如汉代旧歌《相和歌》，晋宋时人也为其增色，出现“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局面。南齐时的萧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人们填辞作曲的时尚，无疑使冶艳婉媚的爱情诗作大行其道，在南朝乐府民歌中如《西洲曲》之类的相思爱慕之作俯拾即是。在此文艺环境中，署名相如的《琴歌》的生根发芽，衣被后世，也是有目共睹的现象。

司马迁《史记》中“琴挑”的记述，引出了后世无穷的相关话题；而徐陵《玉台新咏》中载录的《琴歌》，则演绎了后代“凤求凰”的历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