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汉统与汉德

汉统缘自汉业，汉德是汉统建立的根基，也是“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小大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故之级”的功业写照。如果说相如《喻巴蜀檄》最早用文学化语言描述汉业与汉统——“贤君之践位也……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并将“创业垂统”的使命赋予当朝帝王，是出于人道的考虑，那么在他的《封禅文》中对汉德的再次彰显，则是对天道圣统的阐释。如文中写道：

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尃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迩陕游原，迴阔泳沫，首恶湮没，暗昧昭晢，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

这种祥瑞的呈现，是为大汉王朝立业树统张帜，究其思想而言，与此相吻合的正是董仲舒在天人策中强调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当朝实施者的汉武帝，也因此受到汉史的充分肯定，如《汉书·武帝纪赞》所述“汉承百王之弊……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宣帝纪》载本始二年五月诏彰武帝功业，六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

如果我们从《封禅文》再回溯相如赋“上林”时，会发现，其假托“无是公”宣扬朝廷大业也与董仲舒倡《春秋》公羊学赞述王朝“一统”思想相近，体现了当时“削藩”与“抗匈”的政略，那么相如临终上书，显然是对整个王朝的新宗教的建立擘画献猷。只是这种思想到汉宣帝、元帝之后又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汉统的担忧与赞述，已转向宫廷内的“外戚”与“宦官”。这一历史的转折仍在对武帝得失的评价，尤其是元、成庙议对“武庙”之尊毁的讨论。例如刘歆《武帝庙不易毁议》认为，武帝“功德皆兼有焉”，并列举其南灭百越、北攘匈奴、东伐朝鲜、西伐大宛，以及“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的确立汉室统绪的作为。据《汉书·梅福传》记述，在汉成帝阳朔元年，梅福因京兆尹王章弹劾外戚王凤被定罪论死上疏建言，戟指“外戚”将乱汉统的危机：

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汉家得贤于此为盛……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骄逆，至于夷灭，此失亲亲之大者也。

文中对“高祖”“孝文”与“孝武”三帝的书写，表达对“其位”潜移于外戚的隐忧。而由“武帝”追尊“高祖”，也成了文士尊统书写的模式。如《汉书·叙传》录班彪《王命论》述汉统，“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是对高祖兴汉的夸饰。班固《高祖颂》“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颂其开创之功并梳理汉统的由来。西汉自吕后以来，外戚干政不断，如《汉书·惠帝纪》中史臣就感叹：“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武帝少时，窦氏、王氏相继擅政，等到他亲政，尚武雄强，朝无外戚之患，然而所用征伐匈奴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皆是外戚，晚年托孤霍光，外戚以大将军执政事，聚财亦有过王者，成为西汉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并终结于王莽篡位而导致汉室移祚。清人赵翼论《两汉外戚之祸》说：“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随之。”由此我们再看东汉班固继《高祖颂》而写的《南巡颂》，是歌颂汉光武帝“惟汉再受命”的功业，乃“既禘祖于西都，又将祫于南庭”。“高祖”的开创与“光武帝”的再造，构成东汉赋家笔下汉统追索的重点。如班固《西都赋》中的“强干弱枝”语，《后汉书》李贤注曰“强干，帝室；弱枝，诸侯”；“佐命则垂统”语，《文选》李善注引孟子“创业垂统”说，李贤注“统，业也”，是对西汉统绪的强调。其《东都赋》“大汉之开元”，《文选》五臣注“建万代之业”；“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之“圣皇”，李善注引《东观汉记》光武帝于王莽末起兵光复汉室故事，以阐明其“系唐统，接汉绪”的大汉帝系。在某种意义上，班、张对“两都”或“二京”的书写，就是对高祖开辟与光武光复之“汉统”的构建与绘饰。早在相如的笔下，包括赋文与上书，就已经反复倡导明汉统与建汉德了。

汉人重视“汉统”，外现为“汉势”，是气象的展示，内敛在“汉德”，是精神的蕴含。考察其建“德”缘由及理想，包括“汉德”这个词，都创见于司马相如对汉廷功业的论述，诸如“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大汉之德，烽涌原泉”等，继后如扬雄《法言·孝至》“汉德其可谓允怀矣。黄支之南，大夏之西，东鞮、北女，来贡其珍”一段赞词。值得注意的是，汉人尊汉德的历史合法性，关键在取效周德，如《汉书·律历志》所载“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实为汉统继周统的天命书写。而早在相如的《封禅文》中，就多有强调“周德”并以“汉”继“周”的言说，如在叙述“大汉之德”前，就列述了公刘、文王的德行，如谓“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这里又暗含着一层文化思考，就是汉人对“周德”的赞述，是因周朝“德衰”的史实，是由“衰周”思考“宗周”，提出“大汉继周”的。例如清人李光地《榕村语录》说“秦恶流毒万世……莽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耳。实即以汉继周，有何不可”；何焯评点张衡《东京赋》说“推周制以为发端”，说明的就是汉人史观以及赋写礼德的思想。对“大汉继周”之“德”，有必要区分汉德与周德的不同，即时代的独特性。例如《汉书》引录吾丘寿王于武帝朝汾阴得宝鼎群臣恭贺时说法：“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所以“汉德”又不同于“周德”，这既表现于行政，又缘于学理。周人重礼尚德，视“德”为“礼”的核心，到春秋末世，礼乐崩坏，仍尚礼以尊德，如：《左传·僖公四年》载楚臣屈完游说齐桓公言“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文公十八年》记鲁史克代季文子释“事君之事”谓“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这是发展周公制礼以观德的思想，孔子将“德”归于“仁”，孟子将德归于“义”，是对原始“礼德”观在学理上的解析与提升。到了汉代武帝朝人们开始说“汉德”，实际上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政策相关，蕴含了以儒术为经术，以经术代行政的思想内核，这才是相如及其他学者反复推述“汉德”的本质所在。

对汉廷的功业，是相如文章极力称颂的，由汉业归于汉统，契合于汉德，又是其《封禅文》特别着力之处。后继的汉代学者又取效《春秋》“大一统”的思想以“颂”，比如班固《西都赋》“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张衡《东京赋》“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也是极尽美词以彰显天子“王会”礼仪的气象。对应相如《封禅文》中假托大司马言的一段话，即“仁育群生，义征不憓，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浃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其对武帝朝政教的赞美，显然为汉人颂“德”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