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封禅文》与国家宗教

“封禅”这个词语在先秦时代就有，但完整地讨论封禅之事则始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例如司马迁《封禅书》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在相如《封禅文》开篇即谓“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之说，虽亦征引前人之说，却早于史迁之书多年。而封禅大典作为国家宗教的礼仪，汉武帝之前多为“虚像”，而自此之后则已然成为制度，历史传承不息。封禅，指的是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功隆德合的盛世的象征。所谓“封”，指培土，在泰山上培土为坛祭天，以报天之功；所谓“禅”，指除地，在泰山下的梁父除草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相如倡导如此报天地之功的祭祀大典，实与方术求诸神祇以及三代的庙祭大不相同，与武帝朝国家新宗教的建立有关。

考察三代的国家祭祀，以“庙祭”为主，《汉书·郊祀志》记载周公相成王时，即“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说的就是以“庙”为主。而汉代自刘邦作为平民皇帝登基，因不同于前代的尊贵血统，所以在建立国家新宗教时不断进行造神运动，到武帝朝耽于方术，一会儿祭“神君”，一会儿祭“太一”，正是这一造神方式的延续，也可以说是建立国家新宗教的探索。武帝本人信仰的不确定性，并不影响国家新宗教建立的进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事对》中就有答廷尉张汤问：“所闻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礼三年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也。”以祭天之礼重于宗庙，以“天尊于人”，是汉代新宗教建立的重要标志。相如与汉代众多赋家所写的大赋作品，包括“游猎”“京都”“郊祀”等题材，无不是描述当朝的“天子礼”，其中就蕴含了国家新宗教的思想。与赋体描述国家宗教不同，相如的《封禅文》是从历史渊承与思想价值角度来倡导尊天敬地的国家祭祀的，其中既包括对盛世制礼的渴望与提倡，也蕴含了对武帝迷恋方士泛神倾向的担忧。

《封禅文》，可分为五段。

首段写轩辕氏以前之上古有关封禅的传说，关键在以治世为尚，以逆行为戒，所谓“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次段自轩辕历述三代，重在由“周”朝而及于“汉”世。其说有二：一是列述圣君之所为，如“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公刘发迹”“文王改制”等等；二是引述《六经》以证其事，如谓“《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举例有《尚书》之“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等。而重点则在“大汉之德”一节文字，极言符瑞臻至与成功而封禅的意义。

三段假托“大司马”进言，颂武帝之功，言封禅之要。所托“大司马”，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马，加于将军之号上，有此尊称者武帝朝仅二人，一是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一是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相如文中假其职以为借重，类似赋家假托人物的写法。在“大司马进曰”的语词中，先排比“陛下仁育群生”“陛下谦让而弗发”，进谓“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以封禅之事为“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所以祈请“陛下全之”，以成此盛举。为付诸实行，这段文字的收束处用“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的继前圣话语，开新章之实施，殷殷之鉴，极为诚恳。

四段以“天子沛然改容”承接“大司马”的话，以“愉乎，朕其试哉”

作答，归于“询封禅之事”。这段文字结以诸“颂”文作赞美之意。颂文有五首，或言“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或言“万物熙熙，怀而慕思”，或言“般般之兽，乐我君囿”，或言“濯濯之麟，游彼灵畤”，或言“宛宛黄龙，兴德而升”，皆为祥瑞。后再束以“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归于泰山登封之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以“颂”附“文”的方法，包括以颂章歌赞祥瑞，对后世文章写法影响亦大，如班固的《两都赋》后系以《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诗，即与相如文法相埒。

五段为全篇收结，以“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喻“兴必虑衰，安必思危”的忧患。

很显然，相如《封禅文》既有感世之忧，更多盛世之颂。朱熹《楚辞后语》中批评相如“其将死而犹以封禅为言”乃“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贱也”。姑不论相如赋中有讽意，就是颂“汉德”的文字，也是切合当时武帝初盛期招贤俊，尊儒术，兴学校，崇礼乐，溃匈奴，扩疆土的显赫功勋的，东方朔所谓的“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喻当世”，也是真实的。所以说，相如临终遗留下的《封禅文》，是他对盛汉国家新宗教的建设的思考，其中的核心思想，则是汉统与汉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