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所忠访遗书

在当时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眼中，相如永远只是一个在身边写赋逗乐的文人。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就曾深刻地指出了汉武帝重视文化，喜好身边御用文人的特点，文人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就是供他消遣，豢养以便取乐的。还有武帝极喜爱的弄臣枚皋，也很会写赋，他自己就说过“为赋乃俳，见视如倡”。俳，就是俳优，古代演杂耍、滑稽戏的演员；倡，指歌舞演员。在汉代，这些演员被视为下等人，赋家们自比倡优，他们的身份和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从帮忙到扯淡》，其中有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相如虽然也参与过一些国家大事，但到头来还是个“帮闲”的弄臣。所以他尽管曾以赋作“三惊”汉主，但是其晚年仍是非常寂寞的。可是在他临终时，武帝又想到了他，还想看他会留下什么美文。当所忠将相如一篇遗文呈献给武帝时，他又震惊了，这就是《封禅文》。

相如做了几年孝文园令，上了篇《大人赋》，实在感到为官的无趣，于是又以“病”的理由请求辞职，反正又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物，年龄又不小了，武帝也就同意了他的请求。辞职后的相如住在茂陵的家中。过了一些时日，相如在家病重的消息传到了京城，武帝知道他的文才，认为他肯定写了不少好东西，如果不把它取来，丢失就可惜了。于是武帝派了一个叫所忠的人去探望相如的病，更重要的是询查他最近有没有新的作品，以便取回。据《史记》本传记载：

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说的是所忠赶到茂陵相如家，相如已经死了，所忠于是“问其妻”，这个“妻”是不是卓文君，已无法考证。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文君，所以在记述这件事时就说所忠问文君。不过也有人认为不可能是文君，因为文君才学非凡，怎么可能对相如写的东西漠不关心，以致仅存“空居”呢？根据这一思路再继续追问，很可能相如三十多岁于临邛“琴挑”文君时，家中已有妻室，所谓孤身在外，只是游士背景下离乡游婚的写照。甚至可以认为文君本人也只是相如的一个“妾”，是他人生中的一段爱情插曲而已。当然，这一推测也有质疑，据说相如死后，“文君为诔”，或可成为《史记》本传“其妻”即为文君的旁证。有关“文君为诔”语见于《西京杂记》卷二，然不载其辞，其诔文初见明人梅鼎祚编《西汉文纪》，又见贺复徵《文章辨体汇要》，据张燮《司马文园集·附录》，其辞是：“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学兮综群书。纵横剑技兮英敏有誉，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远游兮赋《子虚》，毕尔壮志兮驷马高车。忆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怜才仰德兮琴心两娱。永托为妃兮不耻当垆，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上中庭兮霜草枯。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郁不舒。诉此凄恻兮畴忍听予，泉穴可从兮愿殒其躯。”该辞杂取史传内容，敷衍“愿从”以表哀伤之意，应为后人托名之作。尽管如此，也非史传中“其妻”茫然无识可比。由于文献不足征，“其妻”的真容也只留下历史的悬疑，无从考实了。但所忠访遗书，则是确凿的事情。

问题是武帝为什么派所忠去相如家取书，所忠是什么人？史书虽未说明，但对其生平的记述，却能透露出一些资讯。有关所忠，《史记》除了相如传，计有三处记述，分别是《孝武本纪》《封禅书》《平准书》。在《平准书》中记录了所忠所进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于是武帝“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此是针对当时富家子弟不务正业的批评，《汉书》卷二十四所引所忠言与此相同。《史记·孝武本纪》所载与《封禅书》大体相同，兹录如次：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功，申功已死。”

《汉孝武故事》也同载了这件事，大体相同。通过这则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所忠是皇帝的近臣，又多参与有关方士进献神方及祭祀活动，但他又与方士不同，故而有“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的质疑，但拗不过皇帝的喜好，自然也就顺从了有关的宗教活动。于是我们联想到相如与所忠有两大共同点：其一，两人都曾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其二，两人均不偏信方士神鬼游仙之说，却并不反对当朝国家宗教的建设，而且参与其间。这也是司马迁《封禅书》既取效于相如的《封禅文》，又将所忠事迹收录其中的原因之一。无巧不成书，武帝派所忠探视相如的初衷及所忠所获之《封禅文》，恰恰又印证了这其中的内在联系。

所忠到茂陵的相如家中访书的结果，是他赶到时相如已经在寂寞病困中死去。所忠在几乎无所收获的情况下，得到的仅是“其妻”相告的一卷书，也就是相如留下的仅存的手稿，并转达了相如生前的遗言：如果皇帝派使者来求书的话，就把这卷书呈上去吧。所忠打开相如的“遗札”一看，原来是篇《封禅文》。所忠从茂陵回到京城，就把相如的“遗札”《封禅文》呈献给武帝，而武帝手执此书时，史传称“天子异之”。有说“异”指有不同意见，但依据后来武帝常怀封禅之志，且于元封元年行祭泰山，笔者觉得还是解为奇特、奇异妥当，指武帝得此书又一次发出惊叹。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是武帝因喜欢相如的文采而为之高兴，还是因相如临终还不忘国家的大事而为之感动？这就需要通过对相如《封禅文》的内容加以解读来一探究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