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凌云笔”与“锦绣堆”

由武帝读相如《大人赋》而出现的“凌云”感受，渐渐被文士转化成“凌云笔”的术语，泛指文士的文才。在辞赋写作领域，又成为一种固定的创作风格，与赋史上的“锦绣堆”成为对应的话题。

“锦绣堆”原典出自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谢廷浩，闽人也。大顺中颇以辞赋著名，与徐寅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谢氏与徐寅皆闽人，为同时辞赋家，赋风相近，但因谢赋不存，以致在赋史上多以“锦绣堆”拟状徐寅的赋，其名号亦渐归之。如浦铣《历代赋话》卷六引刘后村《徐先辈集序》云：“唐人最重公赋，目为‘锦绣堆’。日本诸国至以金书《人生几何》《御沟水》《斩蛇剑》等篇为屏帏。”此言徐寅的《人生几何》等赋作在海外的影响，可证“锦绣堆”喻赋的褒赏之意。然则以“锦绣堆”称徐赋，又与司马相如具有遥协的双重意蕴：一是以“锦绣”说赋，源自《西京杂记》中“相如曰”所谓“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二是相如“凌云”赋“惊”汉主，有君臣际遇内涵，于是徐寅“锦绣”赋也被涂抹了际遇色彩。如苏轼人物杂记文章《徐寅》记载：“徐寅，唐末号能赋。谒朱全忠，误犯其讳。全忠色变……寅欲遁去，恐不得脱，乃作《过太原赋》以献。其略曰：‘千金汉将，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风而胆落。’全忠大喜，遗绢五百匹。”赋的前句写朱全忠，后句“一眼胡奴”指李克用。对此本事，浦铣《历代赋话》又引述“后村跋语”，以为“徐先辈唐末擢第，不肯仕朱梁，归死于莆。其墓只书‘唐徐先辈’，与朱文公书‘晋处士陶潜’何异？”由此认为“《志林》语恐不足信”。尽管徐寅献赋的历史真实性有人质疑，但从宋人的记述中，其以赋赎“过”而邀“赏”，实与徐寅赋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关。据历史记载，徐寅早年好同乡前辈欧阳詹、林藻、林蕴诗文，中唐昭宗乾宁二年进士，其赋作因词藻华美，音韵铿锵，以致家家传书，“长安纸价为高三日”。由此可见，徐寅与相如虽生异代，赋重当时，却是相同的。只是值得注意，《史记》载相如“凌云”赋使汉主“大悦”，是武帝读其全篇后的感动与迷狂，而苏轼文章载徐寅赋令朱温“大喜”，聚焦点则在赋中某句，这或许正是从赋史视域看“凌云笔”与“锦绣堆”的一大关节。

如果说“凌云”赋之辞章偏重在繁类成艳，才气偏重在呈示气象，则“锦绣”赋的辞章着力点却在具体的雕镌，才情更多用于技法。徐寅赋堪称典型。徐寅赋作也颇具思想性，如：对末世政治的讽喻，其《寒赋》仿效宋玉《风赋》，以“战士之寒”“农者之寒”“儒者之寒”构篇，讥嘲大王的“寡人今日之寒”；对末世人生的伤感，如李调元《雨村赋话》卷九引《偶隽》谓“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但观其赋作形式，多为律体，论其艺术，其脍炙人口者多为“秀句”。如其名篇《斩蛇剑赋》写汉史，开篇所言“磨霜砺雪”数语，已“全从字面取巧”，其间论理，如谓“得非秦毒之奢，变作长蛇，汉德之俭，化为长剑。奢以俭陷，蛇以剑斩”，对仗工稳，立意警策。又如《御沟水赋》，秀句尤多，其中“萦紫阁之千峰，清辞玉洞；泻银河之一派，泠入瑰宫”“涵暮景于琼殿，倒晴光于绛阁”“青芜濯翠兮宵雨霁，红杏飘英兮春日晚”“时时而翡翠随波，飞穿禁柳；往往而鸳鸯逐浪，衔出宫花”，可谓精心雕琢，琳琅满目。至于抒发感慨，如《人生几何赋》写楚霸王与孟尝君“七十战争如虎豹，竟到乌江；三千宾客若鸳鸿，难寻朱履”，又写六代风华之凋谢，有云“香阁之罗纨未脱，已别承恩；春风之桃李方开，早闻移主”，其中凄怆情怀则由凄美语词表现，隐秀趣味也蕴含于句法营构间。当然，徐赋遣词造句，多刻意锻炼，如“储晶蓄素，刮银兔之秋光；矗浪凝波，刷金乌之画形”“琼窗而鳌顶均岫，绮栋而壶中借云”“露洗霜融，涵虚湛空”，句雕字琢，因匠气而损匠心。这正是“锦绣堆”之评的双面刃，褒贬均存其间。

从文学的创作异同来看，“凌云笔”重在对才情与想象的赞许，“锦绣堆”重在对华丽辞藻的评说，不限于诗文或辞赋，然落实于具体作品，相如《大人赋》的仙游题材与徐寅《斩蛇剑》等赋的历史题材，却是两者不同评价的一大原因。当然，笔者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以相如赋与徐寅赋为标识，将“凌云”与“锦绣”归于赋域，显然又与汉大赋与唐律赋的“体类”差异有关，就其创作方式，则有所呈示：首先，辞章之表达不同。赋是修辞的艺术，这是任何赋体所共有的，然汉大赋的辞章在“繁类成艳”，寄托于全篇的宏大书写，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无不如此。这也是汉代作为宫廷言语侍从的赋家写作铺陈大赋的共同特征，即以辞章构建气象。随着社会的变迁，魏晋以来在野文人赋兴起，“置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秀句、字眼，渐成包括辞赋创作在内的审美标准，尤其是唐代兴起的律赋进入闱场作考功之用，考试官“入眼青”的秀句更加得到赏鉴，如李程《日五色赋》因“德动天鉴，祥开日华”的发端“警策”而得高选，就是典型的例证。赋家秀句的积叠，自然形成了“锦绣堆”。其次，才学的彰显不同。“赋兼才学”，是赋家的秉赋，也是赋体的特性，观才学也成为赋学批评的一大要点。然比较而言，班固论相如赋的“多识博物，有可观采”，是对赋呈博物而见才学的笼统评述，汉大赋的才学最突出的就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书写。不同的是，唐宋批评家对律赋尤其是闱场律赋之才学的认知，恰恰是在细微的描写，如赵璘《因话录》评裴度《铸剑戟为农器赋》中“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数语，以为“晋公以文儒为相”之“异日之事”的先兆“气概”。又如郑起潜《声律关键》论宋人闱场律赋的“琢句”，以为“前辈一联两句，便见器识”。

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演赋史上的两大创作重镇，一是汉大赋，一是唐律赋，前者重气象，后者重技法，二者的法式和风格均不相同。概括而言，“凌云笔”的辞章与才学的展现在于篇法，内涵有物、有序的义法，“锦绣堆”之于辞章与才学，多呈现于句法，侧重在宣示技法。这也是相如赋作为汉大赋代表的风貌及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