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凌云”与方术仙界（1）

《大人赋》作于哪一年，至今没有定论，有的说作于“元朔四年”，有的说作于元狩五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期间汉武帝已明显地迷恋方士之术，好仙道，求长生，尤其是立寿宫神君而独尊“太一”之神，不仅巩固了他在地域疆土上的王者野心，也骋放出他在天庭虚无缥缈的霸业幻想。相如作赋既然有“上好仙道”这一历史背景并作为创作动因，应该是有文献依据的，只是武帝在相如身后，更加变本加厉，更加迷恋方术而沉湎难返，这也说明相如对帝王作为、政治形势乃至朝中忧患，是有一定的敏感性与预见性的。从表面看，相如一生几度为郎，所作所为都是为武帝一人负责的，可是武帝作为一代大帝，其做派又关乎国家命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相如赋对武帝的讽与颂，正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尤其是赋中的“讽谏”之义，更是他舍己小利而为国建猷的伟大之处。

正因此，解读《大人赋》，也就必须联想到武帝迷恋方士、耽于方术而好仙道的作为。汉武帝亲政后改制，内容包括明堂、朝聘、巡狩、封神、历法、服色等各方面，同时也构建了一整套的新宗法制度。秦汉以前，周朝是宗法分封制，周天子与诸侯王是共治的关系，类似联邦，同时，汉以前统治者都是贵族，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所以他的正统要想得到认可，只有以“天神”取代“族神”，这也就出现了汉代旷时日久的“造神”运动。从高祖到武帝，正是汉帝国从建立到成熟的时期，武帝改制而构建新宗教，也是大一统的新政治的体现。考察武帝建立新宗法的重要指向，最重要的是由“庙祭”到“郊祭”的变化。祭神之法向两方面衍化：一方面是由杂神到尊神。比如武帝在元光元年某夜就寝于上林苑的“蹏氏观”，为的是求“神君”。据说这个神君是长陵地区的一位普通女子，因“子死悲哀”，死后常显灵，当地人就建祠祭祀，以祈福祛灾。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臧儿，非常信奉“神君”，武帝母亲王太后将其引入宫内祭祀，武帝特别建台造庙，尊其神位，这是他早期杂神信仰的例证。后来因方士谬忌进方，武帝开始专奉“太一”尊神，并铸造大鼎，作“雍郊礼”，祭祀于“甘泉宫”。另一方面是由四方神到统一神。《史记·孝武本纪》记述武帝于元光元年到岐山雍县南祭祀“五帝神”，这与《史记·封神书》记载武帝曾广泛祭祀“楚巫”“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等地域群神相似。所不同的是，武帝在秦朝祭祀四神的基础上拓展为五帝神，却更重方士的“太一之方”，以尊神象征集权。

奉“天神”是为了尊“人王”，作为宗法君主制的实力施行者，武帝新宗教的制订与其“神”思相关，却离不开“身”体力行，只有“身”的长生，才能获得“神”的永驻，于是这一代大帝在进行政治改革、军事行动的同时，又走上了一条祈求长生不老的游仙之路。据说汉武帝有两大弱点：一是好女人，他自己讲“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二是好神仙，史书说他“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由于武帝好仙道，所以在他统治时期得势的是方士，兴盛的是方术。围绕武帝身边的方士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李少君、谬忌、齐少翁、栾大、公孙卿、公玉带等。这群方士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参与国家祭祀大典，为武帝宣扬国家新宗教的，如谬忌、公孙卿、公玉带；一类是专为武帝求仙求长生服务的，如李少君、齐少翁、栾大。后一类方士最为诡秘荒唐，多诈骗欺蒙皇帝，骗术被揭穿后，又身败名裂，下场很惨。当然最荒唐的是武帝本人，他一次次被欺骗，却乐此不疲，执迷不悟。比如方士齐少翁的出现，正逢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病逝，武帝请他入宫为李夫人“招魂”，并拜其为“文成将军”，赐大量钱帛。结果他找人扮演，在布置得充满朦胧仙气的宫中，让武帝远处观望，得到某种心理的慰藉。谁知折腾了一年，仍不见神仙踪影，少翁怕“法术”露馅儿，又偷偷在布帛上写一通怪字，掺和于草料中让牛吃下，再告诉武帝“牛肚中有天书”。武帝命人杀牛剖肚，果得帛书，后发现字迹类少翁笔迹，在严刑拷打下少翁交待了骗术，被杀了头。尽管如此，武帝又移“情”另一位方士栾大。这个骗子更厉害，曾用磁石做棋子碰撞的小把戏，蒙骗大皇帝，武帝拜他为“五利将军”，又连封“四金印”，加封“乐通侯”，还把卫皇后生的公主嫁给了他。成了皇亲国戚的栾大，最终还是骗术被揭穿，落了个腰斩的结局。尽管如此屡次受骗，武帝仍孜孜以求，只是在他“鼎湖之病”后，其求仙之术又由东方转向西方，并通过游水发根推荐“胡巫”为其治病，从而再次激发其求仙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