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三“惊”汉主的《大人赋》（1）

相如自从两度出使西南回京后，命运多舛，人生颇有起伏，先是“失官”，病中闲居，后复召为郎，上《谏猎疏》，进《哀二世赋》，似乎并没起到什么影响。而在“病”与“仕”之间，他度过了一段郁郁寡欢的日子，人生终于等来了又一次短暂的辉煌。据《史记》本传的记述，是“相如拜为孝文园令”。“拜”字表示敬意，汉代任命官员称拜或除，拜含敬意，一般属初任，相如拜为孝文园令，既是初任，也表示有擢升的意义。所谓“园令”，是“陵园令”的简称，而“文园令”就是掌守护汉文帝陵园的官，负责案行扫除。据《后汉书·百官志二》记载：“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汉文帝刘恒死后安葬的地方称作霸陵，也作“灞陵”，因靠近灞河而得名。陵园所在地的周边因山势水流有凤凰展翅的形势，霸陵正好在凤凰嘴边位置，因此也称凤凰嘴。霸陵在历史上开创了皇帝陵墓依山而建不起陵穴的先例，对后代皇帝寝墓影响深远。在霸陵附近，还有两座皇家坟墓，一是文帝母亲薄太后墓，一是他的妻子窦皇后墓。相如为文园令，秩禄六百石，与他第二次出使西南时领衔“中郎将”相等，但与其长期伴随皇帝身边做一个无职无位的“郎”官相较，毕竟算是一位独当一职的朝廷命官了。可是寂寞的陵园令工作确实无聊，这也成为相如一生中最后一任官职，后世尝以此职冠名相如的文集，即《司马文园集》。而在这段乏善可陈的日子里，相如仅有一件事使他再次震“惊”武帝，轰动朝野，那就是他所上的被后世称誉为“凌云之笔”的《大人赋》。

在西汉赋史上，相如和扬雄并称“扬马”，相如赋以“凌云”而闻名，扬雄赋以“吐凤”踵武。据《西京杂记》，有“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到萧绎的《金楼子》则谓“扬雄作《甘泉赋》，梦吐白凤”，于是扬雄《甘泉赋》的“吐凤”与相如的《大人赋》的“凌云”，有了合璧之美。考察可知，司马相如《大人赋》被称为“凌云”赋，是由汉武帝对这篇赋的接受而得来的。相如拜文园令后，因武帝对其过去献赋的美事的追忆，而引出相如的新赋创作。因为无论武帝如何重视相如，包括他出使西南的功绩，最突出的还是对他文笔的爱慕。有关《大人赋》的创作，《西京杂记》卷三的记述是：“相如将献赋，未知何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遂作《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之。赐锦四匹。”这则记述颇具神话色彩。而据《史记》本传的记述是：

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

这简短的几句记录，内涵却十分丰富：首先是天子“美子虚之事”，是君臣文缘的最初记忆，而相如的回答是“上林之事未足美也”，而以“尚有靡者”自称其将献《大人赋》，这就将《子虚赋》《上林赋》与《大人赋》串连起来，而这三篇作品，便成就了相如三惊汉主的壮举。苏东坡《梦作司马相如求画赞并序》的赞语说：“长卿有意，慕蔺之勇。言还故乡，闾里是耸。景星凤凰，以见为宠。煌煌三赋，可使赵重。”历述相如人生得意之事，而以“煌煌三赋”收束，以张扬其义。其次是相如献此赋之缘由，是“见上好仙道”，指的是汉武帝刘彻当时迷恋于方士的求仙术而不能自拔，故以此赋为“讽”，而其讽劝之法，就是赋中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之间，故描写成“形容甚臞”，这与刘彻堂皇的帝王气象不相匹配，这也与他曾献之“天子游猎之赋”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态势不侔，可见是另一番书写的意思。再者是相如自谓“臣尝为”，证明在献赋武帝之前就有成稿，只因武帝又关心他的赋作，且此赋恰适合于讽劝“好仙道”，所以“请具而奏之”，于是“遂就”即完成全稿，或撰就新稿，献上这篇《大人赋》给武帝。而相如将赋献上后，赢得的阅读效果是“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真是“欲讽反谀”，武帝何以读此赋后会有周游天地间生飘飘然而凌云的感觉，这又当落实到相如《大人赋》的文本。

首先是该赋题义，或有歧义。据《周易·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又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后人疏语则谓：“九二有人君之德，所以称大人也。”又释云：“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德备天下，为万物所瞻睹，故天下利见此居王位之大人。”《史记索隐》引张揖注也说：“喻天子。”《大人赋》的“大人”本于此，指有君位的大人，所以关注的当是“德备天下，为万物所瞻睹”，以讽喻武帝，这与《史记》所载有相契合的地方。然而，从另一视角来看，相如起初为此赋或并非为讽喻武帝所作，因为“臣尝为”指已有稿本，“乃遂就”是后来完成的，既然初稿并不是针对武帝的，以“大人”指人君即武帝也就让人疑虑。万光治《司马相如〈大人赋〉献疑》一文，引述《孟子·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史记·高祖本纪》刘邦语“始大人常以臣无赖”等不同称谓，认为西汉以前称帝王为“帝”“王”“天子”，称国君为“大王”等，没有以“大人”称帝王的，称谓帝王始于晋唐时期，如陆机《演连珠》之三“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新唐书·陈子昂传》“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乱叛逆之人为我驱除，以明天诛”等。正根据这一点，其结论是“大人”应是指“得道之人”。

由“题义”又延伸到“赋旨”，自《史记》本传记述相如以为“此非帝王之仙意”，奠定了赋讽武帝“好仙道”的基调。继此，汉人多据此以立论，如《汉书·扬雄传》记述：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

此明《大人赋》主旨在“讽”。值得注意的是，扬雄以“赋”为“讽”，结果是赋劝不止，导致他悔赋而“辍不复为”，其“讽”的赋作专指《大人赋》，并不兼涉相如早期的《上林赋》诸作，这里面实际反映了相如赋风的转移与赋风的变化。继扬雄之后，王充的《论衡·谴告》认为：

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

这又将长卿与子云并称，虽斥责其“无实效”与“有害”，但却能反证他对《大人赋》赋旨之“讽”的肯定与确认。虽然对这类说法质疑者也多，但这一赋旨却是后世评说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