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文君之“美”

《西京杂记》记述“文君姣好”，说其“眉色如望远山”，说其“脸际常若芙蓉”，又说其“肌肤柔滑如脂”，于是“远山眉”成为文君之美的标志，又成为美女眉色的代称，于是“文君”也成为“美人”的代名词。如宋代诗人周南《卓文君》诗云“芙蓉为脸玉为容，淡拂眉尖远山色”，清代诗人吴省钦《文君井》诗云“回睇远山横，眉痕学妍靓”，皆歌咏其美。其他如明人王世贞谓“卓文君眉色如远山，人效之为远山眉”，亦可见文君面容之姣美以及其影响之久远。

在历代诗人的笔下，无论是以文君比人，还是以文君比花，无不彰显其“美”。有的赞美当时美丽的女子，用文君加以比较，如唐人白居易的《卢侍御小妓乞诗，座上留赠》诗写道“郁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好似文君还对酒，胜于神女不云归。梦中那及觉时见，宋玉荆王应羡君”，用文君比美，还联想到神女与美人诸赋作中的故事。又有用鲜花衬托美人，用美人比喻鲜花，皆引及文君故事。如罗隐的《桃花诗》说“暖触衣襟漠漠香，问梅遮柳不胜芳。数枝艳拂文君酒，半里红欹宋玉墙”，也是以“当垆沽酒”的文君以及宋玉赋中的丽人来比喻艳丽的桃花。相类似的是元稹的《紫踯躅》：“紫踯躅，灭紫拢裙倚山腹。文君新寡乍归来……何处知我颜如玉。”其中所说的“紫踯躅”，指的就是紫杜鹃，将文君与之并美，是诗人的惯例。也有罗列历史上的众美人不遗漏文君的，如罗虬的长诗《比红儿诗》借用历史上的美人，如杨贵妃、王昭君、张丽华、西施、李夫人等来衬托一位名叫“红儿”的美女，其中文君也醒目在列，如云“置向汉宫图画里，入胡应不数昭君……料得相如偷见面，不应琴里挑文君”，虽反语衬托，但也可见相如与文君的人美与事美。也因为相如“琴挑”文君本事足以说明文君之美，所以才有“相如死渴”的传说。

文君之“美”并不限于表面，她还呈现出内在的美，前人将其“美”与“慧”联结起来，使文君的才华与智慧并臻而更令人赞叹、信服。文君的“慧”美，与现存归入卓文君名下的作品有关，分别是诗两首《白头吟》《怨郎诗》，尺牍一篇《诀别书》，诔一篇《司马长卿诔》。这四篇作品难以确证来龙去脉，所以都处于传说状态。《白头吟》诗题的出现可追溯到《西京杂记》，内容初见于徐陵编的《玉台新咏》；《诀别书》与《司马长卿诔》今存于晚清的《名媛尺牍》中；而《怨郎诗》更是民间的口传文本。尽管这些作品归于卓文君并没有多高的可信度，但至少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已经确认文君是充满智慧的才女。唐人元稹的《寄赠薛涛》云：

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诗中并美蜀地才女卓文君与薛涛，夸赞其才华无与伦比。类似这样的描写，唐人笔下极多，略摘数则诗句如次：

不是相如怜赋客，争教容易见文君。

虽然不似王孙女，解爱临邛卖赋郎。

稚子只思陶令至，文君不厌马卿贫。

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

芳树文君机上锦，远山孙寿镜中眉。

锦江烟水，卓女烧春浓美。

以上所举诗词句子的意思，或借相如与文君恭维主人的文才，称赞歌妓的识才与爱才；或借以说明识才的眼光源于怜才的爱心；或赞美才华的同时，更钦佩其过人胆识；或以“文君锦”代指美锦，隐喻美人；或以“远山眉”代指闲雅美好的事物；或以“卓女烧春”，借文君指代美酒，喻示美好的生活或愉悦的心境。唐代张何撰《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颂扬文君织锦之巧慧。如赋中描写道：

卓氏名姝，相如丽室；织回文之重锦，艳倾国之妖质。鸣梭静夜，促杼春日，布叶宜疏，安花巧密。写庭葵而不欠，拟山鸟而能悉。绩缕嫌迟，颦蛾慕疾。乍离披而成段，或焕烂而成匹。言濯春流，鸣环乃出。……其始入也，疑芳树影落涧中；少将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夺五云长风未散，泫百花微雨新洗。

其中文君织锦之形态、工艺、情采及风韵，跃然纸上，而蕴含的则是其锦心巧慧与相如赋心纵横的媲美。

文君之“美”，必有赏美之人，这才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后世赞颂时透露出的又是文君之“幸”，就是幸遇怜美之人，于是对文君的誉词也就成了对相如人生价值观的评说。尽管传说文君后来也遭受几乎被拋弃的命运，因作《白头吟》而遭人同情，但她毕竟与一代赋圣有此情缘，又使这一才子佳人式的婚配，得到更多人的赞述和向往。“鸳鸯”与“凤凰”都是美好婚配的象征，如吉师老的《鸳鸯》诗写道：“江岛蒙蒙烟霭微，绿芜深处刷毛衣。渡头惊起一双去，飞上文君旧锦机。”诗的前三句写实景，末句以“飞上”二句拓开，束以文君锦机，妙想神笔，蕴含天造美意的历史追思。再看史凤的《闭门羹》诗，其中有句“入门独慕相如侣，欲拨瑶琴弹凤凰”，以“相如侣”喻示佳偶，其中的“独慕”二字时空感极强，而“凤凰”比拟婚配，更用一“弹”字点透了琴瑟和谐的知音。所以唐代诗人许浑有《赠萧炼师》谓“壶中知日永，掌上畏年侵。莫比班家扇，宁同卓氏琴”，因为“卓氏琴”里蕴含了青春的年华，以及相知相亲的美好。

正因文君之“美”，才有了传说中的相如耽于她的美色以致得病，为了自警与改正，他写了《美人赋》以“自刺”。这故事本身的可靠性并不高，但相如之病，乃至后因担任“孝文园令”一职，而被后世称之为“文园病”，其“病”倒是真实的。可以说，相如之“病”贯通其一生，尤其到他因收“金”而“失官”，与后任孝文园令之间“称病闲居”阶段，最为凸显，于是又有《美人赋》的介入，使其“病”具有了丰富的内涵。《美人赋》的书写，或许正居于他人生的得意与失意之间；《美人赋》似乎又暗寓着相如的人生的病、思想的病，乃至社会的病症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