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美人赋》创作主旨

在司马相如今存的赋作中，有篇《美人赋》是很有争议的，这其中又牵涉到卓文君以及司马相如的“病”等问题，并引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美人赋》不见于史传，不载于《文选》，初出于唐人欧阳询、徐坚所编类书《艺文类聚》与《初学记》，又见载于相传是唐人旧藏本而完成于宋代的诗文总集《古文苑》。由于《古文苑》载文有些不可靠，所以对《美人赋》的真伪不乏怀疑，有谓齐、梁时伪作。对此，学界也多有考实之论，例如简宗梧《〈美人赋〉辨证》一文，就从音韵学即用韵方法方面入手考述其为西汉文法，认为并非齐、梁时的伪托之作。这篇赋作所构成的美人情境，以及围绕这一主旨的相关评说，又与相如的经历缠绕在一起，成为后世“相如形象”不可或缺的内容。

关于《美人赋》的创作，葛洪《西京杂记》有这么一段文字记载：“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文君为诔，传于世。”这段话内涵非常丰富，包括“文君姣好”“放诞风流”“越礼”“患消渴疾”“悦文君之色”“发痼疾”“作赋自刺”“以疾致死”以及相如死后“文君为诔”等，始终贯穿着相如与文君故事这一主线，这确实梳理出相如一道重要的人生轨迹。只是就《美人赋》创作主旨而言，说相如因“悦文君之色”而发病，且作《美人赋》以“自刺”，恐为小说家言。但“自刺”也就成为该赋创作的一种说法。

反对“自刺”说的自喻说，则是传统的香草美人说法，相如自喻“美人”，这又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的说法契合，即“美人情境”就是“君子情怀”。如此推述，似乎这篇作品成于相如“称病闲居”这个时期。这也就出现了对该赋主旨的各种推论。一种推论是赋文假托相如对“梁孝王”问，以辨明自己“心正于怀”和“秉志不回”的心志，自许超过孔、墨之徒，是坐怀不乱的君子。一种推论是相如“琴挑”文君之后，遭世讥诟，所以写了这篇赋以辩白自己并非沉湎女色而不能自拔的人。又一种推论是相如因被告发受贿而“失官”后，为此游戏之笔，来婉转地讽喻武帝轻信“谗言”，以表可悲可叹之情。或者以上隐喻兼而有之，由于史料无法征信，也就没有确实的结论。

除了“自刺”与“自喻”说，由于这篇赋在内容、结构方面与《文选》中收录的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古文苑》中收录的宋玉《讽赋》均有类似之处，所以又有“仿制”说，就是模仿前人赋作的一种书写。这样同类的创作，其实还包括宋玉的《高唐》《神女》二赋，以及在相如之后张衡的《定情赋》、蔡邕的《检逸赋》、陶渊明的《闲情赋》等，构成一种情境传统，蕴含着某种“情”与“礼”的人格呈现。

暂且撇开这篇赋的创作主旨，我们观其文本，也堪称文笔细腻，意趣轻逸，词句妍秀，确实是同类赋作中的佳品。从赋史的意义来看，在抒情赋的发展过程中，这篇赋也是值得一读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该赋共分两段：

首段假设之词，有些类似“赋序”。开篇一句是“司马相如，美丽闲都，游于梁王，梁王说之”。《史记》《汉书》相如传中都有“相如……雍容娴雅甚都”的描述，“都”，优美的样子，《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体貌闲丽”，可见此赋先写相如美貌，是来自史书和前人作品中一般性的称法，只是相如自称，所以被后人认为赋非他自己创作，至少可以说这句开篇语非出于其手笔。继而此赋作采取惯用的对问手法，假托反面人物邹阳谮于梁王：“相如美则美矣，然服色容冶，妖丽不忠，将欲媚辞取悦，游王后宫，王不察之乎？”以好“色”而寡“德”立论，谮毁别人，这就引来了王的问词与相如的回答，并由王的“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一语，提起第二段的内容。

第二段假托“相如曰”的内容，是全篇的主构，其书写又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泛言“好色”与否。例如“古之避色，孔墨之徒，闻齐馈女而遐逝，望朝歌而回车”，这里包括两个典故：一是《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在鲁国以大司寇职行相事，齐人闻此恐惧，于是选美女八十人，皆穿文衣而舞《康乐》，又有文马三十驷，鲁国执政者季桓子高兴地接受了，结果三天不听政，孔子非常担忧，所以就离开了鲁国，前往卫国。另一个是《史记·邹阳列传》记录邹阳在狱中上书语：“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朝歌，殷国旧都，纣王因耽“乐”好“色”而亡国，所以《淮南子·说山训》有“曾子立孝，不过胜母之闾；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的说法。引这两则典故，重点在相如答问中为自己构设了不好色的形象，并根源于前贤不好色的榜样。此赋接着写诱惑，例如“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翘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更何况自己还是“鳏居独处”之人？这完全是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东家之子……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的翻版。又如赋中“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也类似宋玉赋中托语章华大夫的“从容郑、卫、溱、洧之间”，与《诗经》郑、卫风诗传统有关，其中包含了悠久的文化传统。

第二个层次是假设的戏剧性场景的出现，构成“色诱”与“拒色”的交锋，突出了止情于“欲”的道德思想。在这节文字的描写中，赋家所设的“现场”是郑、卫之地的“上宫闲馆”，闲馆的装饰是“芳香芬烈，黼帐高张”，出场的角色是“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淑质艳光”。接着以这位“女子”“设旨酒，进鸣琴”，并由此奏曲导向情节的高潮。一边是男主角抚琴“为《幽兰》《白雪》之曲”，表示出高雅的情操，一边是女主角歌唱“独处室兮廓无依……敢托身兮长自私”，充斥着露骨的挑逗。结果是两种不谐的情形糅合在一起：一方是“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一方是“臣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如此不合情理的描写，可见其赋作的不真实性，但是作为一种“模式化”的书写或摹写，以造成“情”与“礼”或“理”与“欲”的冲突，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既然这篇赋缺少“现场”的真实性，那么有关其主旨的推测也均不可靠，但也皆有价值，特别是对相如的人生而言，其“自刺”说却关涉到他所真实面对或真实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文君”之“美”与“相如”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