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答盛览问作赋（2）

回到盛览与相如的问对文本，其时代无论属汉或晋，均堪称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纯粹文学的问对。有关自先秦到汉晋普遍存在的“问对”形式，后人多以文体的形态加以解读。例如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就有“问对”一类，其《序说》说：

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其名既殊，其实复异，故名实皆问者，屈平《天问》、江淹《邃古篇》之类是也；名问而实对者，柳宗元《晋问》之类是也。其他曰难，曰谕，曰答，曰应，又有不同，皆问对之类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详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仿之，乃设词以见志，于是有问对之文。

张溥《司马文园集》增列相如《答盛览问》作为“答体”，设名立目，也是“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之遗，这与《孟》《庄》诸子书和《史》《汉》诸史书所记相类似。而在诸多或用真人真名，或用寓言假托人物的问对中，最具历史影响力的有两则问答：一则是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则记述虽然很可能是汉初黄老学派的假托之词，为的是宣扬老子的学术，但就文本而言，则堪称史家以记述的笔法载录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重要的问对。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第二则，即《西京杂记》的“盛览问作赋”，其当事人物的历史影响力虽不能与孔、老相比，但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次问对，同样是重要且值得关注的。

如何确定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问对，这涉及三个问题，须加以说明：

第一，文人与文学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诗》三百篇虽然被后世奉为文学作品，且赋也附粘于“古诗之流”，但《诗》终非“个人化”的文人创作，而有名姓且有撰述权的文人，就是楚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作为首先以辞赋创作进入大汉宫廷的作家，更具有典范的历史意义。也因如此，萧统《文选》选录楚、汉、晋文人作品，以“赋”冠首，开后世文人集子“首赋”编排之先河。正因为辞赋是最初的文人创作的样式，盛览问作赋才有了开创文学史问对之先河的意义。

第二，文学的广义与狭义问题。就广义来看，在先秦时代的孔子与弟子论“诗”，以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田鸠对荆王“言多不辩”问，已具有文学性问对的性质，但都不是文人化的纯文学问对。而在汉代，广义的文学观包括礼仪制度，当然也包含草拟诏奏策议的文章之才，所以有“贤良文学”的荐举之科，其中也不乏问对。综观汉代诸多宫廷问对，如董仲舒的对策“天人”，《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的问对，其中都含有广义的文学意味。然则狭义的文学观，在汉代则属“文章”之学，直接的指涉就是“辞赋之徒”，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班固《两都赋序》所谓“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换言之，正因为汉代自武、宣之世建立“言语侍从”制度，也就有了专职的宫廷文士，赋体在制度的视域得以独立，盛览问作赋无论是史实，还是假托之词，其赋史的意义均不可等闲视之。

第三，从汉晋赋论观之，有由赋用向赋体的转变，而汉人论赋基本上是赋用论，可是真正的文学观的独立，关键在“体”，所以盛览问作赋中“相如曰”重在赋的体法，更具有文学的独立意识。在汉代有关“赋”的问对，尚见于扬雄《法言》，其中《吾子》篇中有关辞赋创作的三问三对最为典型：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

对此，李轨分别加以注释：“悔作之也”“相如作《大人赋》，武帝览之，乃飘飘然有凌云之志”“雾縠虽丽，蠹害女工；辞赋虽巧，惑乱圣典”。对照李注看扬雄所论，已包含了他的“悔赋”观、“讽劝”说以及他所倡导的“丽则”论，这些都属于辞赋功用论的范畴。相比之下，《西京杂记》所记录的“相如曰”，其言语中如“綦组以成文”“锦绣而为质”的“赋迹”与“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心”，都是直接针对赋“体”艺术的创作体验，完全是一种纯文学的昭示。

“答盛览问作赋”这则材料，也只能算相如在西南传播文化的一点旁证，但是它为构建相如的“赋圣”的历史地位，所起的作用却非同小可，所以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