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再使西南

相如初赴西南前的形势是，云南、贵州未定，巴蜀先造成了混乱，中郎将唐蒙也束手无策，这下才震惊了朝廷，武帝紧急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决定派相如作为他的使臣去斥责唐蒙的行为，告诉当地百姓，造成今天的局面，决不是他刘彻的意思。试想，这么重要的任务，武帝为什么不派朝中大臣去，反而叫身边的一个文学随从去“代驾”行事？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中朝官制度”，相如官职虽小，但属中官，是皇帝身边的人，这类人办事只为皇帝负责，比较可靠。再加上相如是蜀郡人，对当地情况了解，尤其是与巨商富户如卓王孙的特殊关系，办起事来要方便得多。武帝这个决策看来是对的。相如一到巴蜀之地，立即撰就了一篇“檄文”，告喻巴蜀太守，斥责唐蒙，借以抚慰当地民心。相如深知武帝的心理，斥唐蒙是虚晃一枪，目的在开通西南道路，所以柔中有刚，软硬兼施，很快就平息了民愤，理顺了民情。相如回朝以后，向皇帝汇报工作：一方面批评了唐蒙劳民伤财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造成朝中大臣对武帝开辟西部的政策产生了疑问；一方面又说西南的道路现在已基本打通了，所以朝廷应该有施政西南的新决策了。

有了初使西南的成功，武帝对相如的作为很满意，对他“复通”道路，开辟“西夷”的建议，也完全接受。根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知道西南问题的解决有困难，一直举棋未定，相如正值其时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大建议：首先是反对用武力征服西南，建议采取和平通商的方法进行互市融通。相如告诉武帝，据他这次到巴蜀对其情况的了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君长知道汉代钱货充足，与汉人打交道能得到好处，所以都愿意臣服汉天子，而且还愿意朝廷派汉人官吏去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管理。第二是相如建议在靠近蜀郡的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人群聚集区域设立郡县，将这些地区直接收归朝廷管辖。这两条建议很合乎武帝的心意，所以他听从相如的建议，不仅于第二年即元光五年设置夜郎郡，而且特别再次委派相如为中郎将前往巴蜀及西南地区行使朝廷威权，再次起到抚慰当地民众的作用。相如欣然听命，也因此开始了第二次出使西南的征程。

对相如再次出使西南的身份、做派以及蜀地人欢迎的程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先看出使的情况：

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

第一次相如是以一般郎官身份往巴蜀，这次升职为“中郎将”，与前番唐蒙的地位是一样的。古代使臣受命，必执持符节以为凭信，相如此次为主使，故有“建节”之举。也因为是主使，所以皇帝又派三位副使同行，相如乘着四匹马拉的车，果然实现了当年所期盼的“高车驷马”的理想。相如出使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利用巴蜀之地丰饶的货物和钱财，以朝廷名义赏赐给西夷之地的君长，使其归心汉朝，渐次派汉员前往任职，建立郡县。再看相如到达家乡蜀地时的情形，《史记》的描绘是：

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

蜀郡最高长官太守亲自率领众官员到郊外迎接，县令亲自“负弩矢”在前面开道，这是何等地壮观，这派头在相如一生的仕途来说，也是达到巅峰了。而“蜀人以为宠”，这一“宠”字，真是相如富贵归故乡的形象写照。所谓“负弩矢”，司马贞索隐的按语是：“亭吏二人，弩矢合是亭长负之，今县令自负矢，则亭长当负弩也。负弩亦守宰无定，或随轻重耳。”据《汉书》记述，霍去病出击匈奴，功绩卓著，所以有河东太守郊迎负弩的场景。按照汉代的礼节，凡遇到高官贵人来地方视事，应该由亭长背弩矢前行，如果来者级别高，县令亲自背箭，而亭长则背弩。相如到了巴蜀，县令亲自负弩矢，可见接待规格之高，其在当地人心中的轻重也可见一斑。后世也有人因为这件事，责怪相如是小人得志，故意摆谱，这或许也埋下了后来有人告发他受贿而获罪的伏笔。

这次相如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巴蜀，最具有戏剧性的还是卓王孙。他听说女婿受皇上之命建节往使巴蜀，就与临邛的官员及富户纷纷赶到朝廷特使相如下榻的地方，“献牛酒以交欢”。在汉代，“牛酒”与“民爵”都是朝廷赏赐的。如《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即位后“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颜师古注：“率百户共得牛若干头，酒若干石，无定数也。”而据《史记·封禅书》记述，有“百户牛一头，酒十石”的定数。清人王先谦又结合汉昭帝始元元年、汉元帝初元元年、汉章帝元和二年的三次“赐牛酒”举动，指出所谓“赐牛酒”，具有社会福利性的特征。汉廷“赐牛酒”，多在发生喜庆之事、出现祥瑞之兆或出现灾难之时。而根据古代礼制，牛酒也是馈赠、宴享和祭祀用的食品，表达尊敬之意。蜀中富户以“牛酒”赠相如，就是赠送牛与酒以巴结他，使之高兴。后来“牛酒交欢”也就成了表示以物质馈赠来结交对方的成语。不仅如此，卓王孙对相如当年“琴挑”文君的态度也有了彻底的改变，他懊悔嫁女给相如太晚，而且像对待儿子一样将财产分给了卓文君，这又使相如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产。

当然，司马相如也没有沉醉在别人的恭维与逢迎中，而是认真为皇帝办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接着记述相如用策略平定西部的情况：

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他不仅采取怀柔政策使邛、筰等地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内附，而且西至沫水、若水，南至牂柯边塞，修零关道路，架孙水桥，直达邛都。据《华阳国志》记载，相如“开僰道通南夷”，完全是一副“能吏”的做派，为我们呈现出不同于屈膝卑颜以献赋作文的相如，他的作为对巴蜀地区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往与贸易，都具有开创性的功劳。当这些利好消息传到武帝的耳中，就像史书所记载的，“还报天子，天子大说”，武帝对相如的功劳，以及西南部“请为内臣”即纷纷内附的结果，一定是兴奋不已。

在司马相如一生中，有三次使武帝惊喜的都是因为献赋，而这一次例外，武帝大为高兴的是他出使西南取得的政绩，这也昭示了相如“能吏”形象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