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初使西南

相如初使西南，也是他因赋征诏入朝廷后有文字记载的再次回到蜀中家乡。前一次他因梁王死后失业，无奈回乡，乃至家徒四壁，无以为生计。相比之下，这次是奉朝廷命令执事而回乡，其境况就大有差异了。有关这次行事，史传记述很简单：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这段话中有几个字词值得注意：一是“使略”，指唐蒙是作为使者往巴蜀之地行朝廷政略的。二是“责”，这是武帝再派相如出使巴蜀的任务，就是责备或斥责唐蒙的行为过失。三是“非上意”，指在相如喻示巴蜀父老的“檄文”中的说法，明确地将唐蒙的作为与武帝分割开来，将全部“使略”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责任或后果全推卸给唐蒙个人。

对相如来讲，这次出使是他人生轨迹上的一段重要的历程。他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就是公元前138年，奏赋而为文学侍郎，七八年后，即汉武帝元光五年时，自己的老家蜀郡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事件：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开拓边疆，委任当时的鄱阳令唐蒙为中郎将，设法谋取夜郎等地，以平定广大的西南区域。结果这个唐蒙为迎合武帝的野心，急功近利，在巴蜀地区一下征调了一千多名吏卒和两万多名民工，日夜修造由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贵州咸宁，再到昆明的“石门道”，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不听调遣，唐蒙就用“军兴法”，就是战时的军事法令，诛杀了多名首领，这下引起了巴蜀地区民众的恐慌，乃至谣言四起，情况紧急，随时有“民变”的危险。

汉武帝遣派相如往巴蜀安抚百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用意至少有三点：其一，相如为蜀郡人，根系深，人脉广，便于权宜行事；其二，相如是他身边的近臣，以“郎官”出使，他的行为仅为皇帝负责，其回护其短而彰扬其长，为职责所在；其三，相如确实也有行使政略的才能，这也与他早年的抱负相吻合。特别是这第三点，在相如以檄文告喻巴蜀父老的文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这篇被后世编相如文集者命名为《喻巴蜀檄》的文字，共分三段，也是相如告喻巴蜀父老的三层意思。

相如在文章中首先告喻蜀地最高长官太守，以高屋建瓴之势彰明“蛮夷”之乱必治，以及武帝即位后平四方、一统中国的胆识、策略与作为，接着才批评唐蒙办事的误差。其中最精彩的是称赞武帝开边统一各民族的决心，文笔婉转，却气势雄健。我们看这段书写：

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伐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这是对“圣作”的赞美，铺写了伐匈奴、平西域、征闽越、吊番禺等，既有历史的事实，也有为文而张势的夸饰的地方。比如匈奴单于请和亲是建元六年的事，而兴师北伐宜指《史记·匈奴传》《汉书·武帝纪》及《资治通鉴》卷十八所记载：元光二年武帝从大行王恢议，以韩安国、李广、王恢等率车骑材官三十余万人匿雁门的马邑谷中，阴使人引诱匈奴骑兵进入埋伏圈。匈奴果然有十数万骑入雁门郡，离马邑尚有百余里，觉察有情况引兵退走，汉兵大队人马追击，结果无功而返。至于卫青等挫败匈奴是元光六年以后的事，相如此文作于元光五年，所谓匈奴“怖骇”“诎膝请和”，是具有想象成分的。但相如作为武帝“一统中国”并绥远四方的坚定支持者，这种开边思想早在他以夸饰为主的“天子游猎”赋中就有了具体的呈现，而在这篇檄文中，相如张大汉势，前提是告喻巴蜀太守的话，“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这就确立了他告喻的基调，朝廷“使略”西南地区的方针是正确的；于是再由对汉略四方的夸张之词，引出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层意思：朝廷派遣中郎将唐蒙以及“发巴、蜀之士”兴修道路都没有错误，错就错在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也就是失于“时”而谬于“法”。结论是这些做法“非陛下之意”，并指出“非人臣之节”，这既指出唐蒙的错误，同样也暗指巴蜀父老的一些“民变”行为，更是极度错误的。

由此相如进入他檄文的第二层意思，紧接前述“非人臣之节”，大谈“人臣之道”就在于“急国家之难”。于是相如先树立起为国奋不顾身的榜样：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

很显然，开发与平定“西南夷”是国策，这与抗击匈奴、用兵闽越是一样的，别人都树立了义无反顾的标杆，又怎么可能“与巴蜀异主哉”？换言之，人家能如此奋不顾身，你巴蜀人同样在朝廷统率的一片天空，难道就不行吗？这是“乐尽人臣之道”吗？你看，文势一转，相如已由责备唐蒙而变为责备巴蜀父老了。这样把错误推给了巴蜀父老，就有了下面行之文字的“恩”“威”兼施的政略。先看“恩”，相如用铺陈之法历叙“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甚至“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如此富贵显赫，在于他们是“贤人君子”，能牺牲自己，做到“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至上的国家意志与至高的道德绑架，真使受“喻”者无地自容。这又逗引出“威”字，与前述从反面对应的是“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耻及父母，为天下笑”，而且这些可耻行为绝非“独行者之罪”，而与“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相关，致使“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如此一来，所谓“其被刑戮，不亦宜乎”！这又把过错由个别行为转嫁给整个巴蜀的父老，使唐蒙“诛其渠帅”行为也变得堂而皇之，理所当然了。这种极尽利诱威逼之能事，行之于相如之文字，已将朝廷“使略”造成的难堪，解脱得干干净净，“喻”词完全转变成了“训”词。

言发至此，意犹未尽，相如在“喻”文的第三段继首段所说的“非陛下之意”，再次强调什么是“陛下之意”。一则是将唐蒙“方今田时，重烦百姓”之过错昭示地方，以彰显皇帝的恩德；一则是派“信使”以晓喻百姓，解决“发卒之事”，既是责斥唐蒙，更在于教喻巴蜀父老，即“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

回应文章的题目，相如巴蜀之行，解决“发卒之事”是实，而喻示教训为虚，然观其檄文，则斥责唐蒙是虚，告喻巴蜀之民为实。这其中显示出相如不辱使命且善于文辞的高超技艺。也就是说，他先阐明唐蒙之行与造成的结果，是“擅为”“非人臣之节”；继谓“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的礼义又兼论前番使者之失；复彰天子之恩德，微讽“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即德音之失，词曲而意达。对此，宋人楼昉《崇古文诀·评文》评读此文时说：“一篇之文全是为武帝文过饰非，最害人主心术。然文字委曲回护，出脱得不觉又不怯，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当一半不是。最善为辞，深得告谕之体。”所言文法得“体”是一方面，而“文字委曲”与“善为辞”则是另一方面，其中因“术”而彰“用”，也是相如常用的手法。当然，我们还应该关注相如出使西南的双重身份，一是天子使臣，一是巴蜀乡亲，二者的结合使他的话语显得更有分量和作用。

正是因为相如一心维护朝廷，为汉武帝操之过急的行为文过饰非，使武帝非常满意，加上他在巴蜀之地的人脉和擅长言辞的本领，不仅平息了由发军兴制可能带来的“民变”，而且进一步推行了武帝的西南政略，于是就有了他第二次的出使西南之行。

与第一次出使西南的情形相比，这次再使西南相如更是风光无限，在他一生中也算是当年不乘“高车驷马”不返乡誓言的一次成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