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武帝朝的西南夷
书名:司马相如传作者名:许结本章字数:2121更新时间:2024-05-25 17:42:39
司马相如献赋汉廷,开启了他一生辉煌的文学事业,可是他和汉武帝的交往,也并不是古代常传为美谈的良相明君的关系,而只是皇帝对文学弄臣的喜爱而已。从相如的为人秉性以及进入仕途来看,他还是自恃极高的,绝不甘心仅为一个文学弄臣,供人娱戏玩弄而已。这也算是个惯例,因恩幸得遇皇帝的文人,很多都不甘心仅做个耍笔杆的,而自恃有经天纬地之才,要有匡时济国之用。比如唐代的李白,他以文才入朝后,始终有匡扶天下之志,结果得罪很多人,落得个唐玄宗“赐金放还”;又如杜甫,他整天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以敢向皇帝提意见,因疏救房琯,险些被皇帝杀掉,结果免不了被逐出长安的命运。相如也是这样,他早年入长安就有“不乘高车驷马”就不回家的誓言,如果仅是献赋取乐皇帝,他也是心有不甘。但相如与后代的李白、杜甫不同,他终于等到了一次建功立业的际遇,真正参与了朝廷的政治活动,并且还卓有功绩,荣耀一时。这就是武帝派遣他两次出使西南地区的事件,也为他提供了除献赋外的立功的机会。
在汉武帝一朝,朝廷的政策是征东越,伐匈奴,服南粤,对大西南诸国,也加强管理,设置郡县,但所奉行的多半是怀柔政策。这期间司马相如曾两度出使西南,就与武帝的相关政略紧密联系。
有关西南诸国,《史记》《汉书》均有西南夷传,武帝朝及以前的有关记述几乎雷同,所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可观其大概。何谓“西南夷”,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在蜀之南”,也就是相如家乡的更南端的广大地区。对这一片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就作了简要的介绍:“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是接近蜀地的西南诸少数民族地方邦国,多有城池,其中以夜郎、滇、邛都规制较大。相传古滇国王曾问人:“汉有我们大吗?”夜郎国王也自以为夜郎国不比汉朝小,所以后来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夜郎古国在今天贵州西北、云南东北、四川南部一带。《史记》该传接着记述:“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其中所说的“椎结”“编发”,皆民族发饰,所谓“随畜迁徙”,即游牧,而在古代西南地区也有“游耕”的生活方式。由于流动性强,没有“君长”,确实也存在管理的困难。接着传文又记述更为广远的区域:“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其中提到的“筰”“笮都”与“冄駹”,在当时都是较大的邦国,合前面叙述的各区域,被当时的史家统称为“巴蜀西南外蛮夷”。
这广袤的大西南区域,正是汉天子远略之地,尤其是与巴蜀郡县邻近的地区,更是宜加管辖与治理,以防范边陲之患。而在汉武帝时期,也连续出现了几次有关西南稳定的事件。例如武帝因西南地区多次反叛朝廷,曾派遣公孙弘前往视察,欲平其情而通其道,公孙弘审时度势,劝武帝先专致精力以攻伐匈奴,暂缓西南之事,结果武帝暂且放下西南夷事,仅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而已。又如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到西域大夏,见市场有蜀布、邛杖,得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于是武帝命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夷西,欲往身毒国,使者到了滇地后,却被滇王滞留,也没有能够开通前往的道路。后来南越反叛,武帝征发南夷兵助战,又因为且兰君不愿劳师伐远,并聚众反叛,杀了天子使者与犍为太守。于是等待征伐南越的战争胜利后,武帝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也随之入朝,朝廷任命其首领为夜郎王。接着相继又置越嶲郡、沈犁郡、汶山郡、武都郡等。武帝再次派使者王然于以兵威劝喻滇王入朝,直至元封二年滇王始举国降服,西南广大区域得以平定。
在征服西南的前期,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时,唐蒙获知蜀地及西南物产丰富,就向武帝提出在西南置郡县的主张,武帝大为高兴,因为这一建议正合乎他的边境政略。大约在元光年间,武帝命唐蒙为中郎将,从巴蜀筰关进入,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对此次唐蒙入西南的经历,《史记·西南夷列传》是这样介绍的:
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这段记载叙述到有关相如的情况,其中颇有值得关注的史事:唐蒙因提出在西南置郡县,又被武帝派遣前往喻“威德”,为“置吏”,而被后世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相如也是在西南置郡县的倡导者,只是后于唐蒙以“郎官”职出使,故无此“开拓”之名,但两人出使西南的共同性,是显而易见的。唐蒙在当时最大的工作是“发巴蜀卒治道”,这是唐蒙的功绩,也是他的过错,而相如出使西南的任务,正是代表武帝去平服唐蒙因修道路而造成的巴蜀官民的恐慌及由此潜伏的乱兆,安抚巴蜀区域民众的。这一“反”一“正”,是两人相继出使西南的有机联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对后来大西南完成郡县式管理的历史功绩,相如绝不亚于唐蒙。
也正是这一历史的机遇,提供给相如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开始了两度代天子诏喻地方的西南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