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相如赋进入宫廷（2）

皋字少孺。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使匈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据此记载，武帝得枚皋入朝也是“大喜”，不仅侍从作赋，而且“拜为郎，使匈奴”，同样受到重用。所不同于相如的是“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这又出现了一个典故或成语“枚速马迟”。《汉书》称枚皋“为文疾……故所赋者多”，后人承续其说，如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枚皋应诏而成赋。”所论文实指赋，又有禀才之分与优劣之评。二人虽皆属武帝朝的语言侍从，但其作赋情状还是有区别的。概括地说，相如上赋皆主动而为，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许，命尚书给笔札……赋奏，天子以为郎”“相如见上好仙道……乃遂就《大人赋》”；而枚皋则不同，他受武帝宠幸，“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上有所感，辄使赋之”，多为受命而赋，宫廷赋坛地位在当时应远远高于相如。由此看来，二人同入宫廷为作赋，枚皋随笔书写，相如经心营构，一个作品多却湮没无闻，一个作品少却是传世经典，这也决定了相如作为以赋进入宫廷的代表人物而传世流芳。

应该说，“赋”的文体功能在“铺”，就是描绘性特征，所以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之赋”，其兴盛于武、宣之世，实与当时帝国的宏图与雄张的气象相关，相如赋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古人概述赋的特征，有三句话最为准确：第一句是班固的“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说的是赋最擅长描写自然物态；第二句是刘勰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说的是赋最擅长表现政治文化气象；第三句是魏收的“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说的是赋家最具有才学，所以每一篇大赋，就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工程。合此三点，正切合于大汉帝国的文化风貌与宏大气象，这也是相如所上“天子游猎之赋”的主要特征。而相如赋处于汉武帝改制的草创时期，其宫廷赋的历史价值又与后继者有所区别。因为制度形成以后，创作往往受制于制度。比如扬雄在汉成帝时为郎官，随侍皇帝祀甘泉而上《甘泉赋》，随侍祭后土而上《河东赋》，随从狩猎而献《校猎赋》，随从至射熊馆而上《长杨赋》等，皆类“命题作文”，很难令人震惊。相如赋不同，其作为汉宫廷赋的草创，既符契武帝朝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又引领了当时文化制度的构建，所以他的赋使武帝“大惊”“大悦”，正显示了这种心理的对接，这也是后来制度下宫廷赋的摹拟创作难以企及的地方。

那么，相如以游士和门客的身份在梁国作赋与他后来献赋于朝廷有什么不同？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是一脉相承，并无差异的，可是从相如的文学人生之经历来看，却与中国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朝的大变革有关。其中两点影响着相如由藩国游士向宫廷文人的转变，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点是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用“推恩”法使“藩国自析”。汉廷的政治大一统带来了文化大一统，相如文学身份转移，是在此大背景下运作的。第二点是汉武帝为制约外臣势力，进行官制改革，分设外朝与内朝官职，即每遇朝廷大事，就让如同身边侍从秘书的内官与外官朝臣“廷辩”，形成权力制衡。而内官的人员来源，就包括好为文学辞赋的人士。很显然，赋家汇聚于朝廷，与武帝实行的内官制度相关，所以自相如“天子以为郎”，赋家多为内官侍郎之职，从而形成了汉廷的言语文学侍从队伍。由此又可见武帝“惊”叹相如作于藩国的《子虚赋》，包含了“求才”与“尚文”的双重心态。

相如以文士的身份返回京城，不仅使相如赋进入了宫廷，而且以其闳衍博丽的创作，引领了赋体文学由蕞尔小邦发展到蔚然大国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