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相如赋进入宫廷（1）

相如赋写“天子校猎”，最重要的意义是赋体由藩国进入宫廷，成为汉代文学的主流。在汉武帝“惊”讶相如的《子虚赋》写得好，而“召问”他之前，相如的人生发生过两次重要的变化：一是工作由“武”向“文”的变化，一是处境由藩国向宫廷的变化。这第一个变化就是《史记》本传记载的，约公元前152年，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也就是说，相如两朝为郎，而第一份工作则是陪同皇帝狩猎或观看人与猛兽格斗时的“武装保镖”。如前所述，相如初授“武职”，这又与他的家世即司马氏在赵一支“以传剑论显”有关。对此，服虔的解释是“代善剑也”，即历代以擅长剑术闻名，《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蒯聩，就是赵地司马氏的后人。还与他“慕蔺相如之为人”，有武侠情怀有关。可是，相如“学击剑”，又“好读书”，以致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这正是他由“武”转“文”的内因，而促成这样的转变，更在外因，这最重要的当然是由“景帝不好辞赋”到武帝偏爱辞赋的因素，武帝不仅爱辞赋，还亲自写辞赋，如《秋风辞》与《李夫人赋》。然而大汉“尚文”风习的形成，却有着社会的、制度的多重原因，这才为相如赋惊汉主提供了历史的机缘。只是这一机缘还建立在另一重历史的转变之上，即前面说的，由藩国文学向宫廷文学的转变。

这也是相如人生的第二个变化。在景帝朝，相如因为好文而擅长作赋，于是放弃了朝廷的武职，来到藩国梁地做游士文人。汉初梁王菟园文人集团的形成，实承战国纵横遗风，只是经过文、景之世的“削藩”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七国之乱”，导致如吴国、淮南国游士集团的相继瓦解，而梁王刘武以其为景帝胞弟的身份及“平叛”的功劳，成为藩国文学的孑遗，而相如也在此度过了他几年快乐的文士生涯。正于此间，相如创制了描绘宏肆、辞章博丽的《子虚赋》，产生了“惊”汉主的文学效应，所以在“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后，相如得以再次回到大汉朝廷，成为一位受宠幸的宫廷文学侍从。

与相如同入宫廷的赋家不少，其中枚皋就是另一位典型。这又牵涉到相如与“二枚”的关联。在赋史上，素有“枚马”之称，将枚乘与司马相如并列，如陈绎曾《文筌·赋谱》论“汉赋体”时以“宋玉、景差、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班固之作，为汉赋祖”。后世又有“梁苑赏雪”的故事，典出南朝谢惠连的《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菟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这说的是枚、马在客游梁国时的“梁苑”经历，典故“梁园雪”“梁园霰”“菟园雪”“菟园赏”等皆出于此。而以“梁苑”为视点，枚、马游梁而境遇及评价之异同，颇值玩味：其一，谢赋谓相如“居客之右”，而《汉书》则谓“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高低轩轾，因时而异。其二，枚、马入梁途径，前者由吴入梁，后者由蜀往京师再入梁，相距甚远。其三，枚乘于景帝朝因不乐郡吏而“以病”辞弘农都尉，复入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相如于景帝时为武骑常侍，“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于是追慕“齐人邹阳”“淮阴枚乘”等，而“因病免，客游梁”，其辞职方式与因爱辞赋入梁是一致的。其四，汉武帝因“闻乘名”，以“安车蒲轮征乘”，而武帝读《子虚赋》而倾心，但不知相如其人，后由狗监杨得意荐举始得入朝，轻重霄壤，待遇悬殊。其五，枚乘因“道死”而未能以文事彰显朝廷，相如却以《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三惊”汉主，世荣之差别，又不能同日而语。唐人徐夤《龙蛰二首》之二谓“休说雄才间代生，到头难与运相争。时通有诏征枚乘，世乱无人荐祢衡”，以歆慕之心言枚乘，而比较枚、马，枚之命运，亦可兴不遇之叹。从枚乘与相如的结局看，枚乘道死，人及赋均未能进入宫廷，而相如名轻于枚乘，却因进入宫廷为赋，才成就了一生的文名，乃至得“赋圣”殊荣。

“枚马”又是枚皋与相如的并称，二人同在武帝朝的宫廷作赋。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因枚乘死于去往京城的途中，武帝很惋惜，就下诏书寻查枚皋，即“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有关枚皋的记述，史传言之甚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