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君臣文缘

汉武帝与文、景之世“无为而治”的做派不同，他以有为之心建奇功，立大业，既是尚武之王，又是“守文之君”。他要求下属臣子也要无才不备，这也是《元光元年策贤良制》中所强调的“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宜“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所以在武帝一朝，武功强劲，文治斐然。朝堂之上，既有文章滑稽之士，又有抗颜耿直之臣；既有为国操劳的循吏，也有严刑苛法的酷吏。这班朝堂之士，有圆滑世故的公孙弘，有严酷厉刑的张汤，有尊崇儒术的董仲舒，有以戆直闻名的汲黯，有以滑稽著称的东方朔等，更有“大汉文章两司马”的同朝演出，即前有司马相如的赋文，后有司马迁的史笔。

相如与武帝的结识，与一些治国之臣不同，开始于文缘，就是武帝对《子虚赋》的赏识。武帝欣赏相如的赋，并立即给他官做，恐怕也没有仔细探究赋中的丰富内涵与深刻义理，更没有后人从中总结出来的那么多高深的理论，尽管赋中黜藩国而尊天子的思想，与其政略相合，但他对赋的最初的直接感受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想就是一个“美”字。闻一多认为“《上林赋》是司马相如所独创，它的境界极大。……凡大必美……后来的《两京》《三都》诸赋，无非仿自《上林》《子虚》”，他以“大”字标举相如赋审美境界的独特地位。落实到相如赋的美，又主要体现在修辞美、夸饰美与结构美，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之处，就是赋中的描绘与情节很投合武帝的味口。在相如呈给皇帝的这篇赋中，相如假托的三位人物，一位是“子虚”，代表楚国的使臣，大夸楚国的云梦之泽；一位是“乌有先生”，代表齐国的使臣，大夸齐国的东海之滨；一位是“无是公”，代表天子使者，大夸天子“上林苑”的气派。结果是“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描写了诸侯应该如何臣服天子，以及大一统帝国的气象。这与当时文化大一统的形势、汉武帝本人的政治心胸，都完全适应。虽然相如作为赋家，最终还是想“曲终奏雅”，讽谏君王要勤政恤民，但作为鉴赏者的汉武帝，却往往忽略最后的讽意，而是更多地沉醉在伟大帝国的盛况描写之中，扬扬得意。

相如受到武帝的赏识，正式成为了朝廷的御用文人。在往后的日子里，这君臣关系究竟怎样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他们至少在文学的交往方面是比较融洽的。不过赋这种文体，诚如班固《两都赋序》中所说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相如以“赋”与武帝结缘，也应该从“讽”与“颂”两方面来看待，前者可看出相如赋品的独立性，后者更多体现其赋文的附庸性。相如赋常于颂赞中暗含讽喻，在讴歌大汉盛世的同时，也对汉武帝的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规劝，武帝有时也能接受意见，但更多的是陶醉在相如赋壮丽而华美的描绘之中，而忽略了赋中“讽”的意味。

在“天子游猎”赋作中，相如同样寄寓了讽喻的成分，而且针对武帝可谓有的放矢。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少年的武帝特好玩，爱冒险，有一天夜里，他抛开随行人员，微服夜猎，骑着快马在庄稼地里狂奔，结果遭到很多农民的围攻谩骂，谴责他的马踩坏了农作物，直到他拿出身份的证明，才被放走。还有一次，也是微服夜游，到了一个叫柏谷的地方，他又困又饿，于是到一家旅店求宿，并向旅店主人讨点米酒喝，主人厉声回答“没有酒，有尿”，而且怀疑他是盗贼，于是喊来很多年轻人要揍他。试想，年轻人荒唐些还情有可原，身居帝位的武帝倘一味荒唐或冒险，既可能建奇功，也可能败其政。所以在游猎赋中，就暗含了对武帝好游过度的劝诫。在相如献赋之前，太常孔臧就上有《谏格虎赋》，其中假托“亡诸大夫”批评“下国之君”的话语，如“顺君之心乐矣，然非乐之至也。乐至者，与百姓同之之谓也。夫兕虎之生，与天地偕。山林泽薮，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则不为害。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民命其必散”，谏猎之志非常明显。针对武帝的荒嬉于“猎”，相如写了篇《谏猎疏》，那可是更直接的批评了。在这篇疏文中，相如陈言淫于“猎”的害处以及以帝王之尊轻举出猎的危险后，留下了一段喻教训的意味深长的话：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

这篇疏文虽然时间要晚于相如所上的“天子游猎赋”，但也可对应赋作，说明相如文章之“讽”，既有关照帝王安危的意思，又有关乎国家兴亡的意思，更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民本思想。他后来写过一篇《哀秦二世赋》，以秦朝“二世而亡”为题材，讽劝当世帝王要接受秦朝灭亡的教训，不要过度奢侈，要行仁政，要爱护百姓，要做好皇帝。这一“哀秦”观及其思想也成为汉代赋家赞述汉统、提倡汉德的书写模式。比如张衡《东京赋》中批判秦政是“利觜长距，终得擅场，思专其侈，以莫己若。乃构阿房，起甘泉，结云阁，冠南山。征税尽，人力殚。……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于大汉”，这也是相如以赋谴秦政的续写。对此，我们在分析《哀秦二世赋》中当有详细的说明。

相如与武帝的文缘更惊人的是后来写的《大人赋》，这是被称为“凌云”之笔的佳话，其将在我们记述相如以后的经历中见到。但是作为“讽”与“颂”的关联，以及以此显示其中文缘及相如献赋的功用，还是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据《西京杂记》记载，相如任孝文园令时想献赋，不知写什么好，忽然夜里梦见一位穿黄衣的老人说“可为《大人赋》”，于是写起来犹如神助，他也因此获得了四匹锦锻的赏赐。然正史所载，该赋的写作，主要是针对汉武帝好神仙，求长生不老，多次派遣方士去东海求仙，寻不死之药，方士巧舌骗财，武帝多次上当，虽然他气得杀了方士少翁、栾大，但求仙之心不死，结果把整个东海之滨搞得巫风流行，乌烟瘴气。相如在《大人赋》中却把神境写得空虚、寂寞、孤独、无聊，把天上的大仙姑“西王母”也写成一头白发的老太婆，意思是想告诉武帝仙境并不美好，而应该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方面。结果是汉武帝不仅不领会相如的良苦用心，反而对赋中的天际神游和华丽辞藻大加欣赏，情不自禁，感到“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是赋家的悲剧，扬雄自己身为赋家，却批评相如“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所以他自己后来发恨不作赋，并留下“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名言。

回到相如以赋文结缘武帝的情境，他献赋中的“讽”或许常被皇帝忽略，但其中的“颂”，确实也有把脉当时的精神所寄，“天子狩猎”是一个时代的影像，其中还折射出赋家的创作心志与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