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雄主汉武帝

司马相如人生情感的幸运，是遇上了卓文君，不仅演绎了“琴挑”的故事，还为后世留下“凤求凰”的传奇；他人生事业的幸运，又在于遇上了汉武帝，不仅以其赋作三次惊动对方，而且缔结了一段不可复制的君臣文缘。正因如此，陈子良才有“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的赞叹。这样能遇上人生与事业两“知音”的幸运，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而相反的例证倒不少，比如前面我们说过的，南宋大诗人陆游，少年时幸遇唐婉，却因母亲的反对又被逼分手，留下了《钗头凤》那般的“错、错、错”的悔恨，以及晚年还作诗怀念对方的迷惘；他一生的报国之志，又因不遇明主，只留下“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梦幻。相如得遇武帝且得到赏识，并非一时之幸，而是长时间的文缘。他的《子虚赋》写“楚王出猎”，《上林赋》写“天子狩猎”，皆为游猎题材，这或许与汉武帝的秉性相关，所以要认识相如上“游猎赋”的动机与意义，首先要了解赏识他的雄主——正处青年时期的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属于一个时代。他出生于公元前156年，小司马相如十多岁，初名刘彘，后改名“彻”。据《汉武帝内传》记述：武帝出生时，父亲汉景帝刘启梦见一头红色的猪从云中窜下，直奔皇宫内的崇芳阁。景帝醒来，果然看见有赤龙如红霞盘绕在梁栋之间。又一天，景帝梦见有神女捧着一轮太阳交给武帝的母亲王夫人，王夫人接过后把太阳吞下了肚，于是就怀孕了，生下后的孩子就是后来的武帝。这些神奇的故事，无非是衬托武帝发迹之路的不平凡。刘彻初为胶东王，景帝所立太子是栗姬之子刘荣，史称“栗太子”，后因刘彻母亲王娡与景帝姐姐刘嫖联手陷害栗姬，结果废刘荣为临江王，改立刘彻为太子。唐代杜甫曾以诗的语言歌咏刘彻的功绩——“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诗人站在历史的废墟上，遥想当年飘扬的旌旗，仿佛看到了汉武帝的一代奇功与大汉强盛时的气象。后人以“武”字作为刘彻的谥号，取的就是“威强睿德曰武”的意思，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既擎起了武功的大旗，也树起了文治的大旗，以强大的军事、集权的政治，建设着一个空前的大一统的帝国。

公元前141年，刘彻即位，当时他还不满十六岁，第二年改元，立年号叫“建元”。可是在他登基后的前几年，因其祖母窦太后还健在，加上景帝王皇后同母弟田蚡为相，于是受制于窦氏、田氏两大外戚势力，他没能有效地行使权力，在行政的困惑中低沉了多年。直到建元六年窦太后逝后，他才逐渐开始了“改制”的行政作为。这些改制举措除了董仲舒在对“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合天人”“明更化”“兴太学”“举贤良”“尊儒术”“制礼乐”并建立当朝新宗教等一系列政务，重头戏是着力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两大事务，就是“削藩国”与“抗匈奴”。

所谓“削藩”，指的是削减诸侯王的封国，关键在削弱掣肘中央集权的地方势力。在汉代建国之初，刘邦以平民登上帝位，为了笼络人心，他对同姓宗族及异姓功臣，大加分封，赐予土地，这就形成了具有割据势力的藩国政权与政治，也出现了诸侯王长期与中央政府争权夺利的情况。刘邦之后，王室经“吕氏之乱”，朝廷依据当年高祖的约言，实行“非刘姓不封”的政略，但同姓诸侯势力的不断增长，同样威胁着王朝的安全，于是有了文、景两代施行的“削藩”举措。汉文帝惩处过淮南王刘长，结果诸侯王势力有增无减，到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呈《削藩策》，他告诫皇帝，这些诸侯王在私自造钱，造兵器，随时都会反叛朝廷。诸侯王早晚必反，所以迟削藩不如早削藩。景帝接受了他的建议，相继下令削除楚国、赵国、胶西国与吴国的部分郡县，这下触动了诸侯王的利益，结果是吴王刘濞派人联络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联合起来举兵造反，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采用了缓兵之计，接受诸侯们的条件，先违心地杀了晁错，向诸侯王赔罪，然后暗中调兵遣将，经过一番艰难的运筹，最终在周亚夫率领的中央军强力反攻下，取得平叛战役的胜利。平定七国藩王叛乱后，国家大伤元气，削藩政策半途而废，这一问题也就成为留给武帝的一个历史包袱。直到元朔二年，武帝采用主父偃之策，下达“推恩令”，即以行仁义之举达到削弱诸侯藩国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藩国政治，源自周代的封邦建国制度，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制度毁坏，社会处于诸侯纷争的分裂局面。秦朝统一后，废藩国而为郡县，汉代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有“仁义不施”一说，其中包括不施恩宗族的原因。于是汉朝在秦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诸侯分封，又产生了前述的中央与藩国的矛盾。武帝一方面要吸取秦亡教训，施恩宗族，一方面要接受景帝削藩教训，以恩威并施的方式解决问题。主父偃的建议是推恩及于诸侯子弟，人人为侯，明里施以恩惠，暗里瓜分藩国，藩国变小了，势力变弱了，自然也就便于控制。解决了藩国问题，武帝就能腾出手对付外来威胁了。而武帝削藩的政略和举措，正与相如“游猎赋”中黜“诸侯”而尊“天子”的构思及描绘是一致的。

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匈奴的关系，是武帝亲政后要处理的又一重大问题。武帝始终记着刘邦被匈奴王围困于平城的羞辱。这是汉高帝七年冬天，刘邦攻打韩王信，韩王败走，刘邦追击至平城时遭遇匈奴大军，汉军被围困七天，人饥马乏，刘邦几乎被捉，结果靠谋臣陈平叫画工绘汉美女图送匈奴王单于阏氏，以使“离间计”，才得以脱身。刘邦死后，匈奴王又写信给吕氏，极尽挑逗侮辱之词，这些既是汉朝王室的耻辱，也是汉代史家忌讳说的。尽管汉初朝廷也采取了“战”与“和”两种形式调协与匈奴王庭的关系，但匈奴的不断侵扰，仍是汉朝发展的一大障碍，这自然成为武帝登基后的一大心病。也因此，武帝在掌握朝政后的元光元年就开始积极备战。武帝在位期间与匈奴接战十余次，其中继“马邑之谋”失利后，又有五次规模较大的北伐匈奴战事，分别在元朔元年、元朔五年、元朔六年、元狩二年、元狩四年，五次战役，不仅造就了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抗匈名将，也极大地摧毁了匈奴的锐气。尤其第五场战事，被史家称为“漠北之战”，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师漠北，直捣匈奴王庭，单于北逃，以致出现后人所描述的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的局面，也使汉匈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朝之所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且取得了汉匈战事的胜绩，与武帝的善武思想、冒险精神，以及雄才大略密不可分。而这种武功，在汉赋作家笔下不乏呈现。例如西汉末年扬雄在《长杨赋》中追忆武帝抗击匈奴的“功德”，有一段浓墨重彩的描绘：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氓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卫，汾沄沸渭，云合电发，猋腾波流，机骇蜂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砰轒辒，破穹庐，脑沙幕，余吾。遂猎乎王庭。驱橐它，烧蠡，分梨单于，磔裂属国。夷坑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兗鋋，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颔，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跷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其中“中国蒙被其难”的现实，“圣武勃怒，爰整其旅”的备战，“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的战况，以及“砰轒辒，破穹庐，脑沙幕，余吾。遂猎乎王庭”的结果，是以历史的回顾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汉匈战争。如果回到武帝筹划抗匈战事的当下，司马相如有关“天子游猎”的描写，乃为现实情形的展现，其中内涵了赞述“武功”的力量。

当然，武帝对相如的赏识，首先是赋作，是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