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中朝官与乐府制

汉武帝从登基到亲政时，多次要改革朝堂制度，在其“建元”的六年间，皆受制于他的祖母窦太后，难有作为。窦太后死后，又因他的母亲王太后及宰相田蚡的掣肘，仍未能集权于手中。田蚡死后，武帝又接连用许昌、薛泽两个平庸宰相和一位世故圆滑的宰相公孙弘，相权的削弱和君权的强盛，已成为趋势。武帝为了掌控权力，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朝官制度，并通过内官与外官在朝堂上辩论的方式，把握一种权力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内官主要对皇帝负责，其参与政事，有利于使君主意志凌驾于朝堂之上。据历史记载，武帝时的中朝侍从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收罗当时的纵横家为侍从，使汉初藩国瓦解后的宾客流入中朝。例如《汉书·严助传》记载其事：“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对此有解说：“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这些纵横才智口辩之士被引入宫廷，参与廷议，自然成为武帝削弱相权、钳制公卿的重要政治工具。这就引出另一方面，就是与纵横家相关的言语侍从，与赋家及赋创作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可以引两段话作为印证。一段话是钱穆《秦汉史》对《汉书·严助传》的分析：

是诸人者，或诵诗书，通儒术。或习申商，近刑名。或法纵横，效苏张。虽学术有不同，要皆驳杂不醇，而尽长于辞赋。盖皆文学之士也。武帝兼好此数人者，亦在其文学辞赋。故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经术，而内廷所用侍从，则尽贵辞赋。

这段话是解释《汉书》的，但却明确区分了外廷博士与经术、内廷侍从与辞赋的不同，内廷侍从“尽贵辞赋”，正是相如入宫廷为赋的重要依据。另一段话是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所说的：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

其中讲到赋家与纵横家的关联，又正好与相如从梁王诸游说之士，再归复到宫廷的创作路径相符合。只是相如作为中朝职的“郎官”，在当时诸人中辞赋创作最为突出，这又需要进一步考查言语侍从与当时乐府制度的关联。

有关乐府制度与赋创作的关系，以及相如参与其中的意义，《汉书·礼乐志》有明确表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这说明了相如“造为诗赋”与武帝朝“立乐府”的关联。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有类似的说法：“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这又由武帝朝扩大到宣帝的时期，其中对记述的“乐府协律”与相如等献赋，也有明确的说明。所以明朝末年的费经虞在《雅伦》卷四《赋》中直接说：“孝武升平日久，国家隆盛，天子留心乐府，而赋兴焉。”更加明确了“乐府”与“赋兴”的关系。从这一视角看来，相如在景帝时因其“不好辞赋”而无所作为，到武帝时得以施展写作辞赋的才华，也不仅限于个人的爱好，实与当时的文化制度的建设有关。

汉代的建制，是传承秦政而振兴楚风，楚邦的风华又主要表现在辞赋创作上。在制度史上，秦汉时代“乐府”的建立，是一重要阶段。秦代乐制，已立“太乐”与“乐府”两个系统：前者掌于“奉常”，主管宗庙礼仪，属官有“太乐”“太祝”等；后者掌于“少府”，属官有“乐府令”“丞”等。汉代乐制主要传承秦制：一是“太乐”系，由外廷太常执掌的宗庙典礼，可以说是官方音乐，属于前朝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可称为雅乐系统；一是“乐府”系，由内廷少府执掌以供帝王宫中活动之用，所以多楚声和新造之乐，主要在取悦帝王与贵族，可称为新乐系统。既然汉承秦制，为什么古人说汉武帝“立乐府”呢？这与汉武帝亲政后的改制相关。笔者曾对汉武帝“立乐府”的相关改制行为作过四点说明：一是乐府属于内廷少府，渊源于周朝“内府”，武帝强化“乐府”的功用与他削弱“相权”、重用“内朝”官员的行为相关，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建立是统一的。二是以“乐府”定“郊祀之礼”，是汉代兴“天子礼”而显现大一统政治的表征，而侍奉其行礼的都是内廷少府系统与郎官系统的官员。三是班固《两都赋序》所说的“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指的是武帝兴郊祀礼与太一祠于长安城外甘泉宫，《汉书·礼乐志》记载有“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而甘泉宫苑正与上林苑囿连成一体，这既是武帝扩展乐府制度与职能的表现，也是内朝权力向外拓展的证明。四是武帝时立“采诗”制度，再次将乐教与诗教维系，是当时尊儒术与崇礼官的结果。通过这几方面的改制，可以看出献赋之风特别是宫廷大赋的创作，与这些都是密切相关的。由此我们来看司马相如，他是郎官的身份，又参与乐府的活动，使他成为武、宣之世“献赋”之风兴盛的早期代表，也是与这一制度形成期共生共长的主要赋家。

落实到相如献“天子游猎赋”给武帝，其赋作的文本内涵以及对汉赋写作风格的奠基作用，也与当时“乐府”制度的建立存在着关联。从乐府功能看汉赋的写作，大约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宗教功能，如对汉廷祭祀礼仪的描写，天子礼仪的谨肃与雅正必然寄托于中。二是优乐的功能，所采之诗乐及表演均具宫廷的娱乐特征，所以才有当时赋作家“为赋乃俳，见视如倡”的叹息。三是娱戏的功能，这与乐府内廷性质以及取悦帝王有关。也正因如此，相如所献“天子游猎赋”是既倡“汉德”，或谓“象德缀淫”，或谓“曲终奏雅”，又表现出“虚辞滥说”与“类似俳优”的描写。我们不妨看一段相如《上林赋》中对女乐郑声的渲染：

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娴都，靓庄刻饬，便嬛绰约，柔桡嬛嬛，妩媚姌嫋。曳独茧之褕袘，眇阎易以戌削，媥姺徶，与世殊服，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旳，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赋中叙写了各类古代音乐和各类地方音乐，写了各类演奏音乐的人及伴随众乐翩翩起舞的歌者、舞者，是以宫廷为主要场地的演出，表现的则是大一统的意义。但从作者的具体描写来看，虽然是取纵声乐以劝诫、观美色以警喻的立场，但其描写宣扬，无疑多是“郑声”而非“雅乐”。所以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八引吕氏曰：“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其中点破“乐府”与“郑声”的关系，是具有制度化特征的。这落实到相如上赋渲染天子狩猎，也存在着“气象”与“约束”，归于“雅正”又描写“纵乐”的内在矛盾。

当然，相如赋因关联于乐府制度的宣扬与讽谏，故一方面极度夸张地描绘“丽靡烂漫”，或“靡曼美色”，一方面又倡导雅乐，归之正则，却不能改变他所呈之大赋文本的阅读感受，那是“体国经野”的宏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