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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献“赋”为郎

十八、献“赋”为郎

书名:司马相如传作者名:许结本章字数:2246更新时间:2024-05-25 17:42:32

因杨得意的推荐,武帝得以召问相如,相如毕竟是有智慧的人,面对雄主的召问,没有显示出丝毫的自矜,而是采用老子“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谦退之法,既承认《子虚赋》为自己所作,却又对武帝讲,这篇赋是他在梁国时写的,描述的只是诸侯王的事情,没有什么气象,接着进而说他要献给皇帝的是“天子游猎赋”。对此,《史记》本传的记载虽然比较简略,但也描写得非常生动:

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

相如所述“子虚”“乌有”“无是公”,皆赋中假托人物,所谓“为楚称”“为齐难”,也是汉大赋后来惯用的“问答”构篇的方法。至于武帝“令尚书给笔札”中提到的,汉代宫廷的“尚书”,也就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人,与后来“三省六部”制的“尚书”大不相同。而尚书为相如准备“笔札”,指的是毛笔与简牍,当时用笔在小木简上写字。据考古发现,西汉时应该已经有了纸张,但肯定很少,相如写赋不会用纸。当时除了在“札”也就是木简或竹简上书写,还有在绢、素类的丝织品上书写,所以秦汉古书常称“简帛”。

当相如将这篇赋作上“奏”武帝后,武帝大为高兴,其结果是“天子以为郎”,也就是赐相如做他身边的郎官。这篇赋究竟有多大的魔力,能这样刺激皇帝的感官和神经?这需要从辞赋文本与赋家身份两方面来看待。

相如赋受到重视,是与汉武帝本人喜欢辞赋有关。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赋”这种文体,以及相如又是为什么因写赋被捧上“赋圣”的宝座。过去我们读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知道《诗经》有“六义”,就是“风”“雅”“颂”“赋”“比”“兴”,“赋”是六义之一。《诗经》以后的战国时期,出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创作群体,《楚辞》又以《离骚》为代表,宋人朱熹《楚辞集注》就首列《离骚》为“经”,其他作品如《九歌》《天问》等都是附“经”之“传”。所以文学史称“诗、骚传统”,这是文学的源头。继承诗骚的文人创作,就是汉赋了,“赋”成为继承“诗”“骚”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指的是汉代赋家创作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同时汲取了楚辞创作的铺陈描写的手法,而形成了一代文学的代表——赋。

汉赋又以汉代的散体大赋为正宗,它的形成与风格都与大汉帝国的文化风貌相吻合,标志了大一统帝国完成期的一种宏大气象。就赋体而言,赋,就是铺,堪称一种最能描写万事万物,体现物质繁盛的文体。从汉大赋的写作特征看,首先是打破诗歌的叶韵形式,是韵散相间的语言艺术;其次是采用先秦散文的主、客问答体的形式;再者特别重视修辞的作用,所谓铺采摛文,以强化赋描绘性的效果。从文学创作来看,以辞赋与诗歌作比较可见:诗重缘情,赋重体物;诗重才情,赋重才学;诗重奇趣,赋重气象;诗重意境美,赋重结构美。据说司马相如持节西南的时候,云南有位学者叫盛览,向他请教作赋的方法,他回答是: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是“赋迹”;总揽人物,包括宇宙,是“赋心”。这很能概括汉大赋的创作特征。可以说,赋就是代表大汉帝国物质繁盛与精神雄强的宏大艺术形式。

相如上奏的“天子游猎”之赋,是赋体艺术形成时期的代表,更是由楚辞抒情到汉赋体物的创作典范。或者说,相如是赋体文学创作最主要的开创者,是将赋由“蕞尔小邦”推致“蔚然大国”的重要人物。鲁迅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相如赋“不师故辙,自摅妙才”,指的是文学新体写作的开创性;同时他的赋创作又被后世模仿,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创作模式,作品被视为拟效的经典,他才被奉为赋圣。回到相如献赋的当下,武帝因自己喜欢辞赋,所以才会在欣赏之后,授官赐禄给相如。

为什么武帝读赋后授相如“为郎”?这又与汉代的郎官制度有关,而赋家多曾为郎职。据《汉书》与《后汉书》记载,自相如因奏赋与武帝被赐为郎官之后,汉代主要赋家都曾履职郎官。我们不妨择要罗列如下:

司马相如:奏赋与武帝,“天子以为郎”,为“中郎将”

枚皋:受宠于武帝,“拜为郎”,“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东方朔:待诏金马门,为“常侍郎”

吾丘寿王:“迁侍中中郎”,免官后“复召为郎”

王褒:待诏金马门

刘向:“以父德任为辇郎”

刘歆:成帝时“为黄门郎”

扬雄:成帝时“待诏承明之庭”,因“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

桓谭:曾官郎中

杜笃:为车骑将军马防从事中郎

班固:官兰台令史,“迁为郎”

傅毅:“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

马融:初“拜为校书郎中”,“后复拜议郎”

李尤:和帝时贾逵荐“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

张衡:“征拜郎中”,任太史令、侍中

王逸:“为校书郎”,后迁侍中

崔寔:桓帝时为郎

黄香:“初除郎中”,累迁尚书令

苏顺:晚乃仕,“拜郎中”

皇甫规:先后任郎中、中郎将、议郎

张奂:举贤良,擢为议郎

刘梁:特召入拜尚书郎

蔡邕:灵帝时为郎,后为侍御史、尚书、左中郎将

近人瞿蜕园在《历代官制概述》中记述郎官时曾指出:“汉代有一种无职务,无官署,无员额的官名……直接与皇帝亲近。郎是殿廷侍从的意思,其任务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郎”,本来是古“廊”字,就是皇帝廊下的宿卫侍从,属中朝官。中朝官在武帝时及以后的兴盛,为汉代制度的一大变革,其与赋家的关联,又同相如赋进入宫廷并成就一代文学之盛,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