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择偶标准与游士身份

前面说了张负嫁孙女给陈平的故事，因重其相貌，认为必有出息，所以不嫌其贫穷，但并不说明西汉择偶标准不考虑财产，相反，财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据文献记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婚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所以如果说相如“琴挑”文君有障碍，则不在“非礼”，而在门第的悬殊。这只要看卓王孙态度的变化和相如生存状况的变化即可知一斑。据前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文君听琴而初“奔”时，卓王孙大怒曰“……不分一钱”。继而相如沽酒、文君当垆于临邛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后经人劝以利害，始分“钱百万”等。而当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西南时，卓王孙则“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可以说，通贯其态度变化及其所表现的，始终是金钱财物。同样，司马相如与卓氏联姻后，最大的变化是由“家贫，无以自业”到“为富人”，其主线也是钱财。在当时，富门大姓“相与为婚姻”是常例，若像汉初陈平家境贫寒，所以求婚富户，皆“莫肯与之”，因为“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是社会公认的婚俗条件，这一现象有着普遍性。尤其是汉代婚嫁奢靡之风极盛，在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已将其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工商之业会“导民以利”，这正与卓王孙当时对婚姻态度的重“利”是契合的。即使到东汉年间，豪门贵族仍是“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甚至有“一女许数家”的敛财行为。这在“俗奢侈”“归女有百辆之徒车”的蜀地，更是如此。相如以家贫之身“琴挑”文君是引起卓王孙“大怒”的主要原因，而相如与卓氏联姻结果成为“富人”，自然也是为时俗所艳羡的。

在汉代，相貌又是婚娶的一个重要标准。相如与文君的婚配，在当时应是一对时尚佳偶，这与西汉婚俗以才貌取人相关。据《史记》本传载，相如是“雍容闲雅甚都”，文君“心悦而好之”；《西京杂记》卷二载“文君姣好”，故相如“悦文君之色”。二人惺惺相惜，一在貌，二在才，才貌双全，方为这段传奇婚配增添了才子佳人式的色调。在汉代，相貌是婚娶的重要标准，如汉乐府《艳歌罗敷行》作为情歌对罗敷美貌大作渲染，《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母为子求偶的理想标准也是“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反之，丑女难嫁，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诚如《焦氏易林·豫》中所言：“东家中女，嫫母最丑，三十无室，媒伯劳苦。”也正因此，所以在卓王孙“大怒”“耻之”的情形下，“昆弟诸公”劝慰他的话也是相如“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孙怒意方始稍解。可以说，相如与文君的婚姻经历坎坷而渐入坦途，与他的才貌相关，显现了当时“尚美”的婚俗文化内涵。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汉武帝以前存在一个游士集团，相如是客游梁后再游临邛而“琴挑”文君，是典型的游士的做派，成就的也是典型的游士婚姻。也就是说，相如“琴挑”文君在其客游临邛之际，这标明了这段婚姻的流动性与偶然性，也更具传奇性，究其原因，又与自战国迄西汉的游士文化与游士婚姻有着一定的关联。游士阶层兴起于战国时代，源自秦国的客卿制度与六国的养士之风，当时战国四公子养才辩之士为门客，就是典型事例。这种风气到西汉前期仍盛行，汉代文、景之世，吴王濞、淮南王安、梁孝王武均以养士闻名，其中梁王宾客作赋陈辞，尤昭著于文学史册。司马相如的前半生正是一个典型的游士，据《史记》本传载，景帝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遂“客游梁”，后因梁孝王卒，始归蜀，游临邛而遇文君。也正因为有着游士集团与游士文化，方有了游士婚姻。比如秦末原为魏公子无忌门客的大梁人张耳“游外黄”时，与外黄富人女结婚；大梁人陈余“游赵苦陉”，当地富户公乘氏“以其女妻之”；汉景帝时淮阴人枚乘游梁，得娶“小妻”，而生“孽子”枚皋，皆游士在客居地成婚的例证。由于游士的自由活动，决定其客地婚配的流动性，所以基本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而更多的是“一见钟情”的偶然。相如与文君的婚姻应属此类，只是其以“琴挑”与“知音”强化了婚姻的美丽情缘与神奇色彩。到了汉武帝时，武帝为了削弱宰相权限，将藩国游士纳入中朝，以对抗外朝官势，所以包括相如在内的一批“专务游说”的善文之人，渐渐衍变成朝中的文学侍从，于是游士集团瓦解，也就造成了游士婚姻的消解，婚俗中礼教的强化是与士大夫阶层之家族稳定性的进程密切相关的。

由感文君的“琴心”到惊汉主的“赋心”，成就相如另一段人生的传奇。祝凤喈《与古斋琴谱》谈弹琴与听琴的感受时曾说：“迨乎精通奥妙，从欲适宜，匪独心手相应，境至弦指相忘，声晖相化，缥缥渺渺，不啻登仙然也。”领略如此音声之妙，再看《史记》本传记载的汉武帝读相如赋的感受：“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成《上林赋》，“奏之天子，天子大说”；相如献《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前后或有可以相互照应之处。如果我们合观相如一生两知音，际遇“文君”，际遇“武帝”，所赖者“琴心”与“赋心”，或许可以从相如的音乐妙才去解读他的文辞三惊汉主的“夸艳”之美，而通过这一视域也许又有另一种感受和另一番收获。

回到当下情境，相如自从临邛卖酒再回到成都，因得到卓王孙的“钱百万”，成了富人，与文君在成都过了几年舒坦的日子。平静的生活容易被生活者忽略，舒坦的日子更易匆匆走过，相如与文君这段“富家翁”的小日子过了多久我们不太清楚，应该是他由青年进入中年的一段过程吧。在这期间，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再次入朝做官，并开始了他的宫廷言语侍从的生存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