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卓氏家世与王孙之悔

在“琴挑”文君的过程中，卓王孙对相如“家贫”鄙夷的态度，取决于卓的家世。根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卓氏本是中原赵国人，这个家族从事开发铁矿的事业和铸造业，有了丰厚的财产积累。战国末年，秦国灭了赵国，要把居住在赵国的部分富人迁到边远地区，于是很多被迫迁走的人纷纷送钱贿赂执行迁徙任务的官吏，希望被安置在较近些的地方，就是陕西与四川交界的葭萌关。而卓氏家族的人颇有远见，认为葭萌一带地处狭薄，缺少发展的空间，所以与众人不同，他们舍近而求远，结果迁徙到了临邛。临邛地下资源十分丰富，有铁矿，有火井，有盐井，于是卓氏开采矿产，又采用火井煮盐水，特别是利用蜀滇两地廉价的劳动力跑运输，很快得以暴富，其财产与享受，被当时人视为“拟于人君”。而从山东迁来临邛的程郑家族，也是靠铸铁和运输发财，成了临邛地区仅次于卓氏家族的第二富户。他们在经济上的崛起，与当时巴蜀之地的商业文明有关。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考证了东周时秦、蜀两国的交流，发现秦地的墓葬中“礼器有鍪、釜、甑等，器饰几何纹或素面，有辫索形的耳”，认为是巴蜀传到秦地的，再由秦地传往东方六国，这是“古代巴、蜀人民在文化史上的贡献”。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秦国也以自己的政治强势改造巴蜀地区，如城池建设，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述：

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

如此交流整合，使巴蜀经济也注入了新元素。考察秦灭巴蜀后，在这个区域进行了经济变革，使巴蜀地区成为私有制率先发展的地方。到了汉代立国时，巴蜀因其经济雄厚，成为刘邦的战略大后方，特别是粮草的储备之地，如《汉书·食货志》记载：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因巴蜀地僻险阻，楚汉战争时受害较少，经济也得到稳定发展，成为汉初的“就食”之处。加上文、景之世休生养息，所谓“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导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这样大力发展商业经济的背景下，巴蜀经济又得天下之先机，《史记·货殖列传》的描述是：“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这卓王孙正是避开褒斜狭口而深入蜀地做矿产等生意得以发家致富的。当时蜀地之富，连京城长安之人也为之羡慕，所谓长安“郊野之富，号为近蜀”。

正因如此，作为家有“千金”的文君，与相如当时家徒四壁的家境比较，确实经济实力悬殊。想想看，卓王孙是得天时、地利，加上自己善于经营，才谋取得这偌大的家业。经济实力往往决定社会地位，战国时巨商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至于白圭、猗顿、郭纵诸富人无不白手起家，而扬名天下，抗礼诸侯。相比之下，卓王孙之富豪也是“拟于人君”，生活何等光鲜？现在眼看自己的女儿被这“穷措大”拐走，家财或许也要被其瓜分，于心何忍，于情何堪？他的“怒”也是情有可原的。财产的丰寡悬殊，在汉代既然是婚姻的一大障碍，这自然也成为卓王孙心中一道很难逾越的“梗”。

对相如和文君的浪漫婚配，卓王孙的态度一共发生过三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听说两人夜奔消息之后，王孙大怒，说：“女儿极不成材，我不忍心伤害她，但也不分给一个钱。”别人劝他，他坚决不理睬。第二次是知道他们回临邛当街卖酒，先是闭门不出，后经家人和朋友劝告，勉强同意分给他们“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这下相如、文君高高兴兴地又回到成都，买田盖屋，成为当地的富人。第三次是多年后汉武帝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途经巴蜀，过临邛，卓王孙与当地官员、富人，都纷纷“献牛酒”交欢，卓王孙感叹自己当时有眼无珠，有了为何不早嫁女给相如之“悔”。就是《史记》本传记载的“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这虽然是相如“琴挑”文君后多年的事情，可是卓王孙态度的变化，以及司马相如又得到一大笔财产，倒是颇具戏剧性的。

回到“琴挑”文君的当下情境，相如为何以“琴”相挑，后世将相如的琴命名为“绿绮”，这其中又有一种文化的力量，张大了这位“剑”胆“琴”心的才子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