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从游士到文士

司马相如假托生病，辞了朝廷的“武骑常侍”之职，追随梁孝王及其门客去了梁国，他自愿而且能够放弃朝廷的职位，到梁孝王幕下做一位门客，缘由应该是多重的。首先是汉初还保留着战国遗风，存在一个游士集团，所谓“朝秦暮楚”，职业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其次就是相如本人爱好文学，不愿长期做个鲁莽的武士，所以他看到梁孝王带入朝的游说之士邹阳、枚乘、庄忌等人，一个个风流倜傥，文采出众，“见而说之”，心向往之，于是下决心“客游梁”。再者，这与梁孝王刘武的特殊身份有关，就是说梁孝王看上的人，景帝尽管舍不得也不得不割爱。可见相如“因病免”或许只是个托词，他去京师而东行前往梁国，也是怀惴着梦想的。

相如从朝廷辞职，入幕梁王，为什么《史记》本传记载说“客游梁”呢？“客游”，就是以门客的身份寄游于此地，这是战国时期形成的“客卿制度”和“养士制度”的遗风。在战国以前，选官制度基本是贵族世袭，也就是“世卿世禄制”，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时代发展到春秋末年，各诸侯王国力争霸业，亟需各种人才，选才是无论贵贱，而要有用于世。比如《国语·齐语》中记载的“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说的话：“匹夫有善，可得而举。”而宗亲贵胄，也不能坐享其成，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述商鞅变法所规定的：“非有军功，论不得属籍。”由商鞅变法，开启了秦国的“客卿制度”，也就是引进外邦国的才能之士到秦国为“客卿”，然后再论功行赏。当时为秦国争取霸业最终统一中国的功臣，如商鞅、张仪、吕不韦、李斯等，都不是秦国本土人。同样，战国后期六国为了抗秦，争夺霸主地位，也纷纷引进人才，当时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被称为“战国四公子”，都是养士的典范，也因此演绎出一幕幕如“窃符救赵”“鸡鸣狗盗”等“活剧”。正是这种制度的变化，社会上出现了一批颇有个人才干的“游士”，他们可以“朝秦暮楚”，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这些人游说诸侯的思想方法或有不同，有说仁义之道的，如孟子游说梁惠王、齐宣王，有骋一己之才的，如冯谖客孟尝君，以及苏秦、张仪等合纵、连横之士，然皆审时度势，是为诸侯王称霸于世或安民定邦服务的。

这种“游士”风气，一直到司马相如的时代还存在，所以梁孝王才养了一大批“游士”，为他提建议，为他做事，陪他游玩。不过我们会发现，战国时期诸侯王养士，是为了他们的政治霸业服务的，而汉代已经是大一统帝国，这些士人如果再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企图，就是谋逆，例如梁孝王身边的羊胜、公孙诡策划谋害袁盎，就被判了死罪。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汉初的“游士”已与战国纵横说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由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才能转化到文学上的才能，娱乐性质的增加，形成了由“游士”向“文士”的转变。司马相如居梁期间，创作了《子虚赋》等作品，而且产生了极大的文学效应，为他以后再次回到宫廷成为语言侍从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一个文士的作为。

相如以游士和门客的身份在梁国写文作赋，与他后来在宫廷作赋写文又有什么不同吗？就文学创作本身来看，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这却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变革有关。汉景帝时，朝中御史大夫晁错协助朝廷“削藩”，即削减诸侯王封地与权势，结果得罪了这帮皇兄皇子们，引发了震惊朝野的“七国之乱”。这七国诸侯王分别是吴王刘濞、胶西王刘卬、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他们相约举兵反叛，兵锋所向，直指京师，结果景帝被逼无奈，一方面杀了大臣晁错以向诸侯王谢罪，一方面调动将军周亚夫和窦婴的兵力积极平乱。“削藩”引发了“七国之乱”，虽然后来平叛获得成功，但诸侯王的势力并没有真正削减，直到汉武帝登基亲政以后，才采用一个叫主父偃的人的建议，开始用“推恩”的方式“削藩”，就是所有诸侯王的子弟亲属都有分享封土食禄的权利，于是这些大国的诸侯“藩主”再往下分封，产生了无数中小“地主”。同时，汉武帝为了制约宰相与朝臣的势力，又在官制上变革，分设外朝官与中朝官，外朝官就是宰相以下的大臣和地方官，中朝官就是皇帝身边的随从秘书等。朝廷每遇大事，都要由外朝官与中朝官在宫廷大殿进行“廷辩”，形成相互间权力的制约，从而巩固皇帝至高无上的集权地位。而这些中朝官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那些长期“客居”在诸侯王藩国的“游士”，于是从战国年间产生而延续到西汉的“游士”阶层，也就逐渐瓦解并消亡了。由此历史的视域来看，司马相如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批“游士”，又是由“游士”变为“文士”的代表性人物，而且成为最早一批由藩国转到朝廷以效力于大一统帝国宫廷的文学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