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财与赀选

司马相如的确很有才华，他离开蜀郡时信心满满，发誓不乘“高车驷马”就不回来，但是他初次到京城去做官，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出众的才能被选拔，而是“以赀为郎”，是因为有较雄厚的家财才获得到皇帝身边做郎官的机会。

汉代做官有很多途径，最主要的是察举制度，有察举孝廉、察举秀才等，就是由地方官根据被举荐人的孝行与才学，将其推荐给朝廷，然后任职。西汉时每郡岁举孝廉两人，一般不考试就授官。如《汉书·京房传》记载，京房原是郡吏，因举孝廉后升职为郎官。又如《路温舒传》记载，路温舒也因举孝廉后升职为山邑丞。察举直接授官职，孝廉科是“以德取人”“以行取人”。与孝廉并列的常科是举“秀才”。例如《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由此可知被举秀才而授官的人，是需要有一定才能的。在察举常科的“孝廉”与“秀才”外，汉代还有“征辟”和“任子”的制度。皇帝直接任官叫“征”，官府聘官为“辟”；而“任子”就是食禄两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的官员可以推荐自己的子弟去朝中为官，比如手执汉节在匈奴牧羊十九年而不投降的苏武，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苏建曾任郡太守，得以由“任子”渠道为官的。

至于“赀选”，既似买官，又不完全是用钱买官，因为根据汉代朝廷的规定，家产在五百万钱以上的，可以做郎官，但须自备车马服饰去京城长安，然后等候朝廷派员任用。尤其是西汉时，除有市籍的商人外，凡向政府缴纳一定资财者，可到长安候选。后来渐渐衍为凡出钱捐官的都称作“赀选”。汉景帝时，非商人有财产达四万钱，可任郎，自备车马去京城候用，故称“赀郎”。换句话说，家财是“赀选”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制度，相如因此途入仕，可见他少年时家产颇为丰厚，一定也是成都的富户，只是后来长辈亡故，家道中衰，变得“家徒四壁”了。也正因为“赀选”是以经济而不是以个人能力为官，所以一般做官的路途也就比较坎坷。比如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就提及过，以赀为郎的人，会妨碍通显，终身坎坷。值得一提的是，“赀选”开始于西汉，起先还只是参考经济实力，且授官都不高，而到了汉末政治腐败，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卖官鬻爵了。比如汉灵帝时，有位宰相死了，位置有了空缺，灵帝不急于安排，而是与太监商量“拍卖”，标价高达五千两，结果被一个富翁买走，富翁当了宰相，灵帝回宫后就对太监抱怨，说价格标低了，应该标八千两就好了。这种荒唐的事情，也只是在大汉帝国气数将尽的时候才出现的。在西汉初期，“赀选”作为一种用官制度，还是在正常轨道上运作的，相如以此为“郎”，应该归属于“赀郎”。

不过，相如的人生确实充满了传奇，《史记》本传一方面说他“以赀为郎”，喻示其家财颇丰，一方面又记述他游京师及客居梁园归成都，已是“家徒四壁”，极言其穷困潦倒，其中的起伏跌宕确实很不平凡。当然，这次“以赀为郎”只是相如第一次进京的缘由，与他以后再次进京为官的状况也是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