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有了大一统的帝国文化，也有了供职朝廷的文人，他们身处京城，接近皇帝，既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又因作为“语言侍从”的身份，常常被皇帝视为“倡优”——譬如宫廷艺人——而牢骚满腹。这些文士的志向与不平，往往通过文学创作展现出来，他们保留下来的作品，为整个中国文学史增光添彩。秦朝统一中国后以“法”治天下——所谓“秦世不文”，不重视王朝文化的建设，汉代初年又忙于恢复被长期战乱摧残了的社会经济，从汉高祖创业到“文景之治”，主要精力放在立国建统与发展经济上，并没有工夫去倡导什么文学，这一现象一直到文武双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出现，时代风尚才发生了变化。朝廷向藩国地方招募宫廷语言侍从，于是一批擅文之士如司马相如、枚皋、董仲舒、司马迁等皆汇聚于朝廷，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宫廷文人，司马相如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只要提到汉代文学，少不了说“大汉文章两司马”，就是被后代奉为“赋圣”的司马相如和大史学家也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相如从一个蜀中少年到一代赋圣，一生充满了传奇。比如他在临邛“琴挑卓文君”而成就一段传奇的爱情，于是有了“文君相如，俏冤家”的故事和“琴心相挑”“坐上琴心”的成语；他与文君结合后一时穷愁潦倒，将自己穿的鹔鹴裘换酒喝，于是有了“家徒四壁”与“貂裘换酒”的成语；他献赋给汉武帝，在赋中虚构了“子虚”“乌有”等人物，于是又有了“子虚乌有”“化为乌有”等典故；传说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时幽居长门宫，找人花千金购买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以打动汉武帝的心，于是又有了“量金买赋”或“千金买赋”的成语。

作为文人的司马相如，他创造了历史上罕有的辉煌，因曾三度献赋而三“惊”汉主，纵观中国古代无人可及。作为一位时代人物，他曾受命两度出使巴蜀之地，建功立业，且留下“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名言——这句话历近30年，还被汉武帝记起，写进他的诏书，以彰显其创业垂统，铁马雄风的功绩与气象。当然，囿于宫廷文人的生存境遇，司马相如也不免遭受“倡优蓄之”的命运，他曾因“受金”而“失官”，托病闲居，虽不“穷愁”，却甚“潦倒”，到晚年以“孝文园令”的官职履行为汉文帝守墓的使命，不免有些落寞与寒凉。可是他在临终时又留下了一篇令汉武帝再次震惊的《封禅文》，这又开启了若干年后帝王泰山封禅的新时代。

唐初文人王勃《滕王阁序》写道“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其中以相如上《大人赋》使汉武帝沉浸于神游仙境的“凌云”之意，转化为以“凌云”代其赋笔，这一词语也成为人们赞美好文章的共识。所以在后世的接受过程中，司马相如还是回归为一个文士，从而形成了由“辞宗”到“赋圣”的历史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