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序的反应必然会加剧混乱和冲突（2）

大量研究证明，追求长远价值，虽然意味着短时间的痛苦，但可以让人更长寿、记忆力更好，大脑执行功能、认知功能更强，身心更健康；会让青少年拥有更积极的自我形象、更少的问题行为、更好地完成向成人的转型……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离苦得乐的反应模式不再适用于有效解决心理挑战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何终结大脑对离苦得乐的反应模式的自动选择？

在给出完整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两个关于吸烟冲动的研究。

第一个研究，是脑神经科学研究。我们知道，吸烟是一种典型的被离苦得乐冲动所驱动的反应模式。在英国，有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对吸烟者的大脑进行扫描。结果发现，在看到香烟时，被试的眶额皮层和背侧纹状体都出现了显著激活状态，此时，他们都有抽烟的渴望。但是，如果他们先完成10分钟的锻炼，之后再看到香烟，这两个大脑区域的活跃程度就会减弱。这就意味着，短暂的锻炼之后，当注意力更多关注于此时此刻强烈的身体体验时，他们对香烟的渴望已经明显减少了。

第二个研究，我曾经在《反内耗》中介绍过，是美国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针对吸烟者戒烟效果的系列实践研究。他们发现，帮助来访者了解此时此刻大脑自动化的渴望，并指导他们掌握与渴望共处的方法，那么成功戒烟的人数会比传统的回避等戒烟方案高出一倍。

所以，如何终结离苦得乐模式对生命的掌控？答案就在于唤醒清晰的感知能力—去清晰地觉察此时此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内在体验的状态与变化是什么。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做到这一点，在第三部分我会进一步阐释。

现在，在清晰地了解了离苦得乐的反应模式在心理层面不再具有生命适应性之后，我们将开始探讨无效反应的另外四种主要模式。

自我分析不是成长必需的路径

生活中，没人喜欢痛苦。

而要远离痛苦，就必须知道自己痛苦的原因。

所以，在离苦得乐反应模式的驱动下，我们的一个常见行动模式就是开始自我反省，或称自我分析。

比如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在参加一次重大比赛前，偶然参拜了一座寺庙，结果他成功赢得了大赛的冠军。但在随后又一次比赛中，他却意外止步于八强。失望中，他会分析几次比赛的差异，结果他“成功”地发现：一切都源于自己去寺庙参拜过。于是，他开始形成一个全新的结论：要想获得冠军，我就必须去寺庙参拜。

你能发现这种分析及结论的荒谬之处吗？遗憾的是，这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我们每天在不断重复的生活。

这种天性延伸到心理服务领域，就形成了一种现实：基于思维层面的自我分析，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主导性心理服务技术。因此，在生命本能和“专业”指导的双重驱动下，很多来访者会沉浸于经年累月的自我分析中，并期待着由此带来的自我成长。

比如一位25岁的女性。在生活中，她最大的痛苦是内心的不安。比如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会一帆风顺，持续警惕着可能会突然降临的灾难，在这种警惕中，她会周期性表现出无法自控的自我破坏性行为。此外，她感觉自己不幸福，她的情绪仿佛坐上了过山车：当别人夸赞她或者对她友善时，她感觉自己是美的、优秀的、被人喜爱的，因此她是幸福的；一旦感觉到别人的否定、疏远或者一点点的不认可，她的情绪就会迅速坠入深谷，感觉自己真的很差劲，没有价值，不值得被爱。

为了走出这种困境，她和自己的咨询师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探索之旅：她们回溯过往，探究父母的养育模式，探究童年可能的伤害……当我见到她时，她的自我分析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但她的生活依然没有得到改变。“我感觉自己知道所有的道理，但就是过不好自己的生活，可能还是没有分析到位吧。”这是她对自己的总结。

一位年过五旬的来访者，在一次活动中与我偶遇，得知我也在从事心理服务，她困惑地问我：“我已经跟一个咨询师做了4年咨询，但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结束。虽然跟她在一起时很舒服，觉得自己很放松，但我好像越来越依赖她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现象，你能不能告诉我咨询的设置究竟是什么？如何判断何时可以结束？”

在继续下面的探讨前，我要声明：近百年来，在心理服务中，可能有无数的来访者自认为曾受益于自我分析。我无意对此展开辩论。但在本次旅程中，我想要带大家搞清楚的是生命运作的真相。所以，我们需要探讨自我分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

于是，我们又面对着一个之前曾经探讨过的问题：自我分析的主体究竟是谁？

如果你真的是和我一起走到了这里，你就会知道答案：自我分析的主体，毫无疑问是“观察者I”—来访者的“观察者I”或咨询师的“观察者I”。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观察者I”的过去属性，看到了它内在的局限，看到了它的诞生即引发心理冲突的过程，因此，当“观察者I”执着于借助自己以往的经验来分析、评判当下的自己时，它一定会造成当下与过去的割裂。这种割裂，就意味着冲突与混乱。

实际上，大量的心理学研究，都呈现了自我分析在心理层面的危害。

比如关于抑郁的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在抑郁情绪下，不同的人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反应模式。

第一种是反刍型反应风格—将注意力转向自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体验到抑郁情绪的时间更长。

第二种是将注意力投向外部世界，较少转向自身。结果发现，当人们更多投身于能让他们从悲伤感受中分离出来的活动时，他们体验到抑郁情绪的时间更短。

诺伦·霍克塞玛和莫罗研究了地震后人们的抑郁问题与上述两种反应风格的关系，结果发现：有反刍型反应倾向的人，在地震发生后抑郁得分最高；一旦陷入沉思就反复思考的人，通常抑郁时间会延长；而那些努力行动的人，抑郁时间会缩短。

这不仅适用于抑郁症患者，也同样适用于每一个普通人。诺伦·霍克塞玛以没有抑郁症病史的大学生为被试，设计实验诱导他们的情绪：一组被指导反思自己，另一组被指导思考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研究结果显示，情绪诱导程序使得反思自己的那一组产生了更为持久而强烈的悲伤情绪。

所以，自我分析真的是解决心理问题的有效路径吗？

柳波莫斯基和诺伦·霍克塞玛的研究发现，那些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反刍的参与者认为自己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而下降了。与此类似，柳博米尔斯基的研究表明，在反刍思维下，个体即使知道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很难将之付诸行动—而有效行动，正是我们走出任何心理困境所必需的。

罗宾斯等人的纵向研究表明，当个体陷入消极情绪且倾向反刍思维时，很可能会发生严重抑郁，且发生的次数更多、持续的时间更长。诺曼·法布及同事使用核磁共振扫描发现，确诊抑郁症患者在感知到不愉快体验时，大脑主要参与自我分析的内侧前额叶皮层会被迅速激活；而当他们经过练习走出困境时，这种激活程度会明显减弱。

到这里，关于自我分析的探索，已经清晰地呈现了两个事实：其一，自我分析的主体是“观察者I”，这直接决定了它是制造混乱而非解决混乱的过程；其二，自我分析的过程，是对过去经历的反刍，此类实证研究已证明了它带来的更多是能量的消耗和行动能力的丧失，这会加剧困境，有害无益。

因此，在这里我想借用执业30多年的情绪急救专家盖伊·温奇博士的四点总结来结束自我分析部分的探索：自我分析会让我们长期生活在过去的痛苦中，让宝贵的身心资源被无谓地损耗，让我们无法面对当下的挑战并逐渐远离真实的生活，让我们与身边的家人、爱人、朋友在情感上逐渐疏离。

如何终结自我分析，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们会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