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2）

不懂得这一点，很难恰如其分地理解中国人的有些话，比如真正体会“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所表达的那种忐忑，“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所表达的那种失落，“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所表达的那种欣慰，等等。

在中国，问那些年华不再、老之将至的人：如果时光倒流，重新活一次，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最多的回答一定是：对家人好点，多花点时间陪伴父母，多花点时间陪伴孩子。无法承担应尽的家庭责任，无法见证孩子的成长，无法为父母养老送终，则是很多无奈之人心中最大的痛点。

中国人在公开场合常常言不由衷甚至于口是心非，但是私下里对家人尤其儿女，基本上不会讲违心的话。所以才有人说，要了解一个人的真实想法，最好看他或她的家书，看他或她写给儿女的信。

生与死相对，如何看待死亡和如何理解生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于死，中国人基本上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死不是好事，是令人恐惧的事。在中国民间，“死”历来是人们最不愿意提及的字眼。谁要是在逢年过节或者有老人在场时提到“死”字，会被认为犯了大忌。

因为惧怕死亡，所以中国人大多信奉“好死不如赖活”，向往着能超越生命的规律，超脱生死的界限，实现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皇帝都热衷于追逐奇技淫巧，崇奉神仙方术，寻找青春永驻的秘诀，求取长生不死的妙方。

中国人常讲“五福临门”。《尚书·洪范》最早记载了何谓“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在人们理解的构成人生幸福的五个要件中，排首位的是“寿”，由此有“五福之中寿为先”“五福捧寿”的说法。

孔子讲“自古皆有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他对死并不讳言，也不畏惧。对颜回的死，孔子痛心疾首，哀叹这是上天要自己的命，可见他对死也不是无动于衷，依然会感到悲伤。同时孔子主张首先关注现世，做好活人该做的事情，对死不妨抱顺其自然的态度，不必过多考虑死后的事情。孔子的死亡观可谓正大，但从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挥的教化作用有限。

在生死问题上，道家的庄子是个例外。他讲“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他死了妻子，老朋友来吊唁，见他正鼓盆而歌。在他看来，人的生死就像四季运行一样，死了就像回家睡觉一样，没必要哀伤。

庄子对生死似乎有着透彻的感悟，但是他的做派有违人之常情，所以总不免让人怀疑有刻意的成分。即便其所言所行发乎本心，也只是非常极端的个案。毕竟，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人寥寥无几。

抗拒死亡是生命的本能。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于人。从根本上讲，人都是乐生恶死的。所谓怕死或者不怕死，无非是怕得多些和怕得少些的区别，非常怕与不那么怕的区别，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面对死亡比较坦然与不那么坦然的区别。

与此同时，怕死或者不怕死并没有对错高下之分。不怕死算不上优点，而怕死也不丢人，不怕死不比怕死更高明更优秀。

中国人大多怕死，但是也有不怕死的人。中国人通常怕死，但是也有不怕死的时候。中国人不怕死，大致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甘愿为捍卫道义而死，这是中国古圣先贤历来所倡导的。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儒家看来，是否行“仁义”关乎人伦秩序，关乎世道人心，所以，成仁取义本质上是为了维护一个群体的根本利益。

再一种是甘愿为值得的人而死。比如在必须有人付出生命代价的情况下，为了把生的机会留给父母、子女、爱人等，宁愿自己赴死。再比如对赏识和栽培自己的人以死相报。春秋时期四大刺客之一的豫让，为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多次行刺赵襄子，最后自刎而死，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千古绝唱。

为捍卫正义而死，是为多数人而死。为值得的人而死，是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情感关系的少数人而死。两种不怕死的情形，虽然有或为少数人或为多数人的区别，但是都践行了为群体生命的接续而不计个人生死的信念。

对于生命，无论个体生命的存在还是群体生命的接续，推而广之，对于社会，中国人大多持乐天知命的态度。只有极少的人，如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会认为情况有可能变得更糟。绝大多数人都乐于相信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在，希望就在。不管世道如何艰辛，不管生活如何潦倒，当又一个新春佳节到来，人们还是照样贴出春联，点燃爆竹，走家串户去拜年，向亲朋好友送上祝福。观察中国人过年，我总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总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蓬勃力量。这种节日观念，透露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命观念，也是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