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宣德时期——和平之巅（二）

综上来看，在宣德时期，明军北境防线的西北段虽然困难重重，错综复杂，但大体仍是处于和平状态。宣德七年初，宣德皇帝遣中官李贵等出使西域哈烈等国，这表明通往西域的道路重又开放，安全威胁基本消除，哈密、沙州、赤斤等卫亦能较为忠实地于沿途护卫使团。宣德皇帝对朝贡关系的恢复非常高兴，他在给西域诸国的敕谕表达了他对和平的渴望，其文略曰：“前遣使臣赍书及彩币往赐，道梗而回。近闻道路以通，特遣内官李贵等赍书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使者得以重新互通，表明劫杀使臣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实际上，这一事件尚有一些问题未处理，如李英在征讨曲先贼的过程中，曾有僧人阮丹汪束从征有功。宣德七年，李英代为向宣德皇帝请求封赏，宣德皇帝赐其银钞、彩币等物，并赐其法号“圆净禅师”。

此外，道路虽通，但并不见得通行就完全畅通无阻。宣德七年四月，哈烈使臣法虎儿丁等来到北京。他们向宣德皇帝诉苦，称在沙州被赤斤卫都指挥革古者率众劫杀。对此，兵部称，沙州乃都督困即来所辖，革古者乃赤斤卫军官，越境侵扰使团，罪行不可原谅。宣德皇帝认为，沙州、赤斤诸卫多“夷狄”杂居，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莽撞无知。于是，宣德皇帝命困即来查明此事，若革古者愿将所劫之物归还使团，则朝廷可以宽宥其罪，但“彼既为盗，不可复容。宜驱而出之，使归本土，仍戒约之，再犯必不宥”。

八月，曲先卫指挥使那那罕也向皇帝诉苦。他奏称，散即思作乱时，他的两个女儿、四位兄弟，以及指挥桑哥、经历剌麻的家属五百余人俱为其所掳掠。而今散即思“宥罪复业”，他们的亲属却被安定卫诸将俘虏，至今未归。不唯如此，曲先卫千户米剌苦述等亦因散即思作乱而惊溃逃亡。宣德皇帝表示他也是刚刚获悉此事，于是，他一面答复那那罕“朕尝以用兵为戒，正恐滥及无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令其先往寻找逃散的千户米剌苦述等人，一面又敕谕安定王亦攀丹及安定卫诸将，令其遍索被俘无罪之人，及时送归曲先卫。

明朝与乌思藏的使节往来，是又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藏人为主体居民的罕东卫，其设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保护使节，然而其所辖部民却成了劫杀明廷使团的罪魁祸首。对此，宣德皇帝敕遣总兵官都督刘广等至罕东卫缉拿劫匪，并严厉谴责罕东贼人的行径。他说：“朝廷于西宁、罕东建立兵卫，设官统属，而此辈野性不驯，见利即动，论其情罪，实难容之。尔等当审度事宜，从长规画，诘问其过，毋长寇贼，毋亏国体！”

到了宣德九年，袭击使节的事件愈见频繁。沙州卫都督佥事困即来奏称，罕东卫鞑靼、西蕃贼人经常侵侮沙州人，掳取人畜，继而阻隔道路，令之无法安居。为此，他向宣德皇帝请求迁徙至察罕旧城内居住。宣德皇帝如一谆谆劝导的长者，说服困即来毋劳民力，动辄迁徙所部驻地。他说：“尔归附已久，朝廷待尔素厚，处沙州三十余年，户口滋息，耕牧富饶，皆朝廷力也。往年，哈密尝奏尔部属侵掠其境，今之外侮，亦所自致。自今但安分守法，保境睦邻，随寓可安，何必察罕旧城哉！东迁西徙，自取劳悴，无益也。”当然，在安抚困即来的同时，宣德皇帝也敕令罕东卫火速排查本卫鞑靼人和西蕃人，若果有侵掠沙州人畜者，即刻归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罕东念剉簇蕃人劄儿加杀伤朝廷派往乌思藏的使臣，劫夺敕书、赐币等物。宣德皇帝命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都督刘昭等发兵讨之。刘广、刘昭认为，若直接以大军压境，恐劄儿加会闻讯遁入深山老林，而长期缉捕不至，明廷的威望会因此受损，“不足慑服外夷”，于是二人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先令指挥祁贤以轻骑跟踪劫匪，又以密罗簇指挥怕尼为向导，最终在一个多月后，于深山中发现东躲西藏的劄儿加。为了尽可能减少正面交锋，刘广遣人劝降劄儿加，劄儿加亦如约投降。他为自己辩解道，其本意并非为劫杀朝廷使臣，而是因与安定卫人有仇，误作朝使为安定卫人而劫杀之。劄儿加最终归还所夺物品，并遣使至北京朝贡请罪。尽管劄儿加的说辞可能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但宣德皇帝仍以“穷寇既服，不足深治”为由，宽宥其罪行。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宣德皇帝听说撒马尔罕及其他地方使节每来朝贡时，都会携带从中原买到的儿童出境，即敕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务要杜绝此类拐卖儿童的现象继续发生。

就以上所列举的史实来看，宣德皇帝所谓的“承平盛世”美景恐怕很难让人完全信服，我们或许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承平盛世”，即北境防线的西北段的确出现了某些摩擦和矛盾，但这些问题大体在明朝的掌控之中。若将前述从川藏交界的松潘，到丝路上使节来往间或遇到劫匪等一系列事件放在一起综合考量，我们会发现，毫无疑问，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时期，边防局势也是令君主精疲力竭的“大政”。

那么，漠北草原方面的局势又如何？在宣德年间，漠北草原方面内耗不断，且很可能由于气候变化，经济形势亦每况愈下。彼时，蒙古内部分为三个部分：位于蒙古高原西北一带的瓦剌部，中部则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的鞑靼部所控，而东北方则有兀良哈诸部。北境防线总是飘荡着“夷狄入侵”的“谣言”，这使得明军总是利用难得的和平时间不断强化防线上的工事。而宣德皇帝亦再三催促边防建设，要求边将们时刻不能懈怠，严防敌人突袭。

宣德皇帝高居象征高度集权的庙堂之上，却对最细枝末节的边线防务兴趣浓厚，且常亲自指挥部署明军。更为特殊的是，他甚至还躬身参与北京一带，特别是直面漠北的宣府、大同方面的边防政务。

早在宣德皇帝登基不久，就有瓦剌部属亦速不花等54人来归，其中甚至还有本雅失里的遗孀。本雅失里于15年前为瓦剌部所杀，其随从部属多为瓦剌所俘，这批来归的瓦剌人，实际上多为本雅失里旧部。开局良好，宣德皇帝十分高兴地接纳了这些远来的人，并赐予他们织金袭衣、彩币、钞银、鞍马等物，又命有司为他们提供房屋、器物以及日常所需牛羊米粮，亦速不花等人各授官职。不仅如此，明朝皇帝对元朝后裔总是额外地友好慷慨，在这些常规授赐外，宣德皇帝还为本雅失里的遗孀及其母亲予以优赡，每月又各给米5石，并在京师为之置办居所。

宣德期间的另一项政策——实际上也是永乐时期以后明军的一贯政策，即将边民尽可能地徙入塞内，逐步放弃原本嵌入草原的诸卫所，如东胜、兴和，甚至一度繁荣的大宁。这些卫所远离边防线，如果长期维持其存在，明军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资费，用以维系它们的后勤补给和防御设施建设，这在明廷看来得不偿失。宣德元年，阳武侯薛禄奏称，开平卫城垣不坚、道路荒芜，其民多于沿边独石等处开垦，一旦敌兵来袭，开平难以御敌，不如“移开平卫于独石，令镇守宣府都督所领官军筑城守备”。开平是元朝的上都，此前一度被红巾军夷为平地，但宣德皇帝仍不愿放弃这一带有象征意味的占领，他说：“开平极边，废置非易，事当徐议。”不过，明军最终将主要防御力量南撤至宣府，开平卫仅留下一支小部队以哨戒敌军。

许是为了防止后勤补给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皇帝本人常亲自过问边防将士的衣食住行问题。洪熙元年十月，永宁卫指挥同知吕信奏称，黑峪等口47处军士皆在高山峻岭守备，不胜寒冻，故奏请宣德皇帝批准拨赐毛袄狐帽。宣德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他说：“边地苦寒，皮裘之赐，朕已有命。其令工部速运给之。”

数周后，开平备御都指挥使唐铭也来奏报，称本卫及从山海卫过来协防的官军衣帽等物过于老旧，请求皇帝批准颁赐新衣物。宣德皇帝同样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要求工部大臣尽快落实此项工作。他说：“边军劳苦，所宜加恤。今天气已寒，其速遣人运胖袄、裤、鞋给之。”

不久，唐铭又来奏报，称守备军士的盔甲、弓、刀及金鼓、旗号等物俱有损坏，请求朝廷再予关拨。宣德皇帝同样认为应予更新，理由是用崭新的武器装备将士，可以震慑前来窥伺的敌人。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要求工部大臣，满足前线将士对装备的一切要求。他说：“开平边卫，逼近虏境，当严加守御。若器械锋利，旗帜鲜明，足以鼓士气、壮军威，震慑虏寇，其即给之。凡边境守将有请者，俱给之。”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若一一穷尽，恐怕会让读者趣味索然。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为边防将士提供足够的装备、粮食、马匹、火器乃至增补兵力，绝非易事，更非如本书所呈现的，仅仅由皇帝点个头，就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事情。正因为后勤事务冗杂繁费，因此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明廷逐渐将这些本需要皇帝本人确认的事务下放于官员自决。宣德皇帝经常提醒诸臣，边军之于朝廷，实为抵御外敌入侵之屏障，而边地苦寒难熬，因此他们的付出必须得到认可及感恩。

自开平卫主力移镇独石后，开平就只留下一支规模2000余人的部队。将士分为两班，每年轮戍两回，他们的家属则居于独石。宣德二年七月，鞑靼人进袭开平，已逼城下，但由于主力的撤离，鞑靼人在此一无所获，最终不得不撤兵。恰逢此时，薛禄领援兵至，捉获敌人3名。薛禄从这些俘虏口中得知，他们现在聚居在朵儿班你儿兀之地，距开平数百里。薛禄决定对敌营进行突袭，这一做法显然与明朝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主流防守政策相悖。薛禄昼伏夜行，三天后抵达敌营。为了达到突袭的效果，薛禄以轻骑兵径抄敌营，敌人仓皇迎战不敌，数十人被杀，贼首晃合帖木儿、忙哥撒儿等12人被俘，获其男女64人，马817匹，牛羊4000余头。看起来，此次突袭斩获不少，可以震慑四夷，造势军威，但仔细揣摩史料的用词，我们似乎无法感受到明朝过多的喜悦。

很快，令宣德皇帝龙颜大怒的事情发生了。宣德二年九月，有自北归南者报称，鞑靼军队如群蜂一般屯聚于饮马河，其首领正在拣选精兵壮马，似乎有意南侵。与此同时，边将也奏报，大同西北山中，半夜屡见星星点点的火光，似乎敌人正在窥伺情报，或引诱明军出塞，“情伪未可知”。宣德皇帝要求边防将士提高警惕，并扬言如果敌军来犯，皇帝本人将效仿乃祖，御驾亲征。他说：“此寇谲诈，情伪未可知，须预为之备。可练士马、固城堡、谨烽燧、远斥堠。寇至，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彼无所得。朕将亲率六师按边，得之必剿灭乃已。”但此事并无下文，多半只是虚惊一场。

宣德三年正月，又有边将来报，称兀良哈人在滦河牧马，距离明军防线太近，恐有不良企图。边将请求皇帝批准他们出兵赶走兀良哈人。但宣德皇帝要求他们保持克制，理由是兀良哈人至今并无任何挑衅举止。他还遣使抚谕兀良哈人，要求他们安心牧马，勿胡作非为。谕文曰：“尔等归心朝廷，恭修职贡，往来生理，有如一家，盖已久矣。比闻尔之部属逼近滦河两岸牧马，边将致疑，已严兵以俟。今特遣人赍敕往谕，其遵守法度，约束部伍，不许纤毫侵越，而朝贡如故。庶尔等父母妻子，安居无事，永享太平之福。”不过，后续的事件表明，兀良哈人似乎将皇帝的圣旨置为耳边风。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宣德皇帝以田猎为名，亲自率军到边镇。他对随从出行的英国公张辅解释所谓的“田猎”，说道：“朕此行岂为田猎！但以国家虽安，不可忘武。况边境之民，每及秋则忧虏患，若在我有备，虏何能为患？朕为民故，特因田猎阅武，遂饬边备耳。”宣德皇帝强调自己此行虽以田猎为名，实则到边整饬边防武备，令诸关将士整肃兵马以备检阅。他还强调，此次出行不会耗时太久，“往复多不逾月”，但因为天气逐渐转凉，因此他仍命户部、工部一定要妥善解决随军将士的衣食问题，每名士兵给一个月的口粮，加麦三斗，另又赐予他们衣袄、鞋袜等物。为了不劳民伤财，宣德皇帝还对都督陈景说，除了在滦河上搭建可供人马通过的桥外，其余工役一律不许兴修，不许“重困百姓”。

行军途中，宣德皇帝还敕谕扈从诸将，一定要把明军的军威展示出来。他说：“师行须预严纪律、申号令，衣甲必鲜明，兵器必锋利，军容必整肃。毋纵士卒扰百姓，为将驭卒，须爱之如子弟，即卒事将如父兄矣。古者，将皆与下同甘苦，故能得其心。汝曹勉之。”

大军于八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很快驻跸虹桥。在这里，宣德皇帝说，他本人之所以要选择“御驾亲征”，是因为他“朝夕思念保民，故为此行”。而方至虹桥，他就看到“所经皆水潦之后，秋田无获”，因而大感民间疾苦。他再次向随军士兵强调，沿途勿要扰民，“敢有一毫侵扰民者，必杀不赦”。

九月初一，大军抵达北京以东150公里的蓟州。这里与虹桥的惨状不同，“郊原平远、山川明秀”，老百姓正忙着在地里秋收。宣德皇帝非常高兴，也不忘告诫前来陛见的乡里耆老，“仓廪实而知礼节”。他说道：“今岁斯郡独丰稔，无他虞，善训励子孙，务礼义廉耻之行，毋安于温饱而自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