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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宣德时期——和平之巅(二)
书名: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作者名:窦德士本章字数:4933更新时间:2024-05-25 16:45:05
综上来看,在宣德时期,明军北境防线的西北段虽然困难重重,错综复杂,但大体仍是处于和平状态。宣德七年初,宣德皇帝遣中官李贵等出使西域哈烈等国,这表明通往西域的道路重又开放,安全威胁基本消除,哈密、沙州、赤斤等卫亦能较为忠实地于沿途护卫使团。宣德皇帝对朝贡关系的恢复非常高兴,他在给西域诸国的敕谕表达了他对和平的渴望,其文略曰:“前遣使臣赍书及彩币往赐,道梗而回。近闻道路以通,特遣内官李贵等赍书往谕朕意。其益顺天心,永笃诚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使者得以重新互通,表明劫杀使臣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实际上,这一事件尚有一些问题未处理,如李英在征讨曲先贼的过程中,曾有僧人阮丹汪束从征有功。宣德七年,李英代为向宣德皇帝请求封赏,宣德皇帝赐其银钞、彩币等物,并赐其法号“圆净禅师”。
此外,道路虽通,但并不见得通行就完全畅通无阻。宣德七年四月,哈烈使臣法虎儿丁等来到北京。他们向宣德皇帝诉苦,称在沙州被赤斤卫都指挥革古者率众劫杀。对此,兵部称,沙州乃都督困即来所辖,革古者乃赤斤卫军官,越境侵扰使团,罪行不可原谅。宣德皇帝认为,沙州、赤斤诸卫多“夷狄”杂居,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莽撞无知。于是,宣德皇帝命困即来查明此事,若革古者愿将所劫之物归还使团,则朝廷可以宽宥其罪,但“彼既为盗,不可复容。宜驱而出之,使归本土,仍戒约之,再犯必不宥”。
八月,曲先卫指挥使那那罕也向皇帝诉苦。他奏称,散即思作乱时,他的两个女儿、四位兄弟,以及指挥桑哥、经历剌麻的家属五百余人俱为其所掳掠。而今散即思“宥罪复业”,他们的亲属却被安定卫诸将俘虏,至今未归。不唯如此,曲先卫千户米剌苦述等亦因散即思作乱而惊溃逃亡。宣德皇帝表示他也是刚刚获悉此事,于是,他一面答复那那罕“朕尝以用兵为戒,正恐滥及无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令其先往寻找逃散的千户米剌苦述等人,一面又敕谕安定王亦攀丹及安定卫诸将,令其遍索被俘无罪之人,及时送归曲先卫。
明朝与乌思藏的使节往来,是又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藏人为主体居民的罕东卫,其设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保护使节,然而其所辖部民却成了劫杀明廷使团的罪魁祸首。对此,宣德皇帝敕遣总兵官都督刘广等至罕东卫缉拿劫匪,并严厉谴责罕东贼人的行径。他说:“朝廷于西宁、罕东建立兵卫,设官统属,而此辈野性不驯,见利即动,论其情罪,实难容之。尔等当审度事宜,从长规画,诘问其过,毋长寇贼,毋亏国体!”
到了宣德九年,袭击使节的事件愈见频繁。沙州卫都督佥事困即来奏称,罕东卫鞑靼、西蕃贼人经常侵侮沙州人,掳取人畜,继而阻隔道路,令之无法安居。为此,他向宣德皇帝请求迁徙至察罕旧城内居住。宣德皇帝如一谆谆劝导的长者,说服困即来毋劳民力,动辄迁徙所部驻地。他说:“尔归附已久,朝廷待尔素厚,处沙州三十余年,户口滋息,耕牧富饶,皆朝廷力也。往年,哈密尝奏尔部属侵掠其境,今之外侮,亦所自致。自今但安分守法,保境睦邻,随寓可安,何必察罕旧城哉!东迁西徙,自取劳悴,无益也。”当然,在安抚困即来的同时,宣德皇帝也敕令罕东卫火速排查本卫鞑靼人和西蕃人,若果有侵掠沙州人畜者,即刻归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罕东念剉簇蕃人劄儿加杀伤朝廷派往乌思藏的使臣,劫夺敕书、赐币等物。宣德皇帝命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都督刘昭等发兵讨之。刘广、刘昭认为,若直接以大军压境,恐劄儿加会闻讯遁入深山老林,而长期缉捕不至,明廷的威望会因此受损,“不足慑服外夷”,于是二人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先令指挥祁贤以轻骑跟踪劫匪,又以密罗簇指挥怕尼为向导,最终在一个多月后,于深山中发现东躲西藏的劄儿加。为了尽可能减少正面交锋,刘广遣人劝降劄儿加,劄儿加亦如约投降。他为自己辩解道,其本意并非为劫杀朝廷使臣,而是因与安定卫人有仇,误作朝使为安定卫人而劫杀之。劄儿加最终归还所夺物品,并遣使至北京朝贡请罪。尽管劄儿加的说辞可能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但宣德皇帝仍以“穷寇既服,不足深治”为由,宽宥其罪行。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宣德皇帝听说撒马尔罕及其他地方使节每来朝贡时,都会携带从中原买到的儿童出境,即敕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刘广,务要杜绝此类拐卖儿童的现象继续发生。
就以上所列举的史实来看,宣德皇帝所谓的“承平盛世”美景恐怕很难让人完全信服,我们或许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承平盛世”,即北境防线的西北段的确出现了某些摩擦和矛盾,但这些问题大体在明朝的掌控之中。若将前述从川藏交界的松潘,到丝路上使节来往间或遇到劫匪等一系列事件放在一起综合考量,我们会发现,毫无疑问,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时期,边防局势也是令君主精疲力竭的“大政”。
那么,漠北草原方面的局势又如何?在宣德年间,漠北草原方面内耗不断,且很可能由于气候变化,经济形势亦每况愈下。彼时,蒙古内部分为三个部分:位于蒙古高原西北一带的瓦剌部,中部则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的鞑靼部所控,而东北方则有兀良哈诸部。北境防线总是飘荡着“夷狄入侵”的“谣言”,这使得明军总是利用难得的和平时间不断强化防线上的工事。而宣德皇帝亦再三催促边防建设,要求边将们时刻不能懈怠,严防敌人突袭。
宣德皇帝高居象征高度集权的庙堂之上,却对最细枝末节的边线防务兴趣浓厚,且常亲自指挥部署明军。更为特殊的是,他甚至还躬身参与北京一带,特别是直面漠北的宣府、大同方面的边防政务。
早在宣德皇帝登基不久,就有瓦剌部属亦速不花等54人来归,其中甚至还有本雅失里的遗孀。本雅失里于15年前为瓦剌部所杀,其随从部属多为瓦剌所俘,这批来归的瓦剌人,实际上多为本雅失里旧部。开局良好,宣德皇帝十分高兴地接纳了这些远来的人,并赐予他们织金袭衣、彩币、钞银、鞍马等物,又命有司为他们提供房屋、器物以及日常所需牛羊米粮,亦速不花等人各授官职。不仅如此,明朝皇帝对元朝后裔总是额外地友好慷慨,在这些常规授赐外,宣德皇帝还为本雅失里的遗孀及其母亲予以优赡,每月又各给米5石,并在京师为之置办居所。
宣德期间的另一项政策——实际上也是永乐时期以后明军的一贯政策,即将边民尽可能地徙入塞内,逐步放弃原本嵌入草原的诸卫所,如东胜、兴和,甚至一度繁荣的大宁。这些卫所远离边防线,如果长期维持其存在,明军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资费,用以维系它们的后勤补给和防御设施建设,这在明廷看来得不偿失。宣德元年,阳武侯薛禄奏称,开平卫城垣不坚、道路荒芜,其民多于沿边独石等处开垦,一旦敌兵来袭,开平难以御敌,不如“移开平卫于独石,令镇守宣府都督所领官军筑城守备”。开平是元朝的上都,此前一度被红巾军夷为平地,但宣德皇帝仍不愿放弃这一带有象征意味的占领,他说:“开平极边,废置非易,事当徐议。”不过,明军最终将主要防御力量南撤至宣府,开平卫仅留下一支小部队以哨戒敌军。
许是为了防止后勤补给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皇帝本人常亲自过问边防将士的衣食住行问题。洪熙元年十月,永宁卫指挥同知吕信奏称,黑峪等口47处军士皆在高山峻岭守备,不胜寒冻,故奏请宣德皇帝批准拨赐毛袄狐帽。宣德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他说:“边地苦寒,皮裘之赐,朕已有命。其令工部速运给之。”
数周后,开平备御都指挥使唐铭也来奏报,称本卫及从山海卫过来协防的官军衣帽等物过于老旧,请求皇帝批准颁赐新衣物。宣德皇帝同样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要求工部大臣尽快落实此项工作。他说:“边军劳苦,所宜加恤。今天气已寒,其速遣人运胖袄、裤、鞋给之。”
不久,唐铭又来奏报,称守备军士的盔甲、弓、刀及金鼓、旗号等物俱有损坏,请求朝廷再予关拨。宣德皇帝同样认为应予更新,理由是用崭新的武器装备将士,可以震慑前来窥伺的敌人。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要求工部大臣,满足前线将士对装备的一切要求。他说:“开平边卫,逼近虏境,当严加守御。若器械锋利,旗帜鲜明,足以鼓士气、壮军威,震慑虏寇,其即给之。凡边境守将有请者,俱给之。”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若一一穷尽,恐怕会让读者趣味索然。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为边防将士提供足够的装备、粮食、马匹、火器乃至增补兵力,绝非易事,更非如本书所呈现的,仅仅由皇帝点个头,就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事情。正因为后勤事务冗杂繁费,因此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明廷逐渐将这些本需要皇帝本人确认的事务下放于官员自决。宣德皇帝经常提醒诸臣,边军之于朝廷,实为抵御外敌入侵之屏障,而边地苦寒难熬,因此他们的付出必须得到认可及感恩。
自开平卫主力移镇独石后,开平就只留下一支规模2000余人的部队。将士分为两班,每年轮戍两回,他们的家属则居于独石。宣德二年七月,鞑靼人进袭开平,已逼城下,但由于主力的撤离,鞑靼人在此一无所获,最终不得不撤兵。恰逢此时,薛禄领援兵至,捉获敌人3名。薛禄从这些俘虏口中得知,他们现在聚居在朵儿班你儿兀之地,距开平数百里。薛禄决定对敌营进行突袭,这一做法显然与明朝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主流防守政策相悖。薛禄昼伏夜行,三天后抵达敌营。为了达到突袭的效果,薛禄以轻骑兵径抄敌营,敌人仓皇迎战不敌,数十人被杀,贼首晃合帖木儿、忙哥撒儿等12人被俘,获其男女64人,马817匹,牛羊4000余头。看起来,此次突袭斩获不少,可以震慑四夷,造势军威,但仔细揣摩史料的用词,我们似乎无法感受到明朝过多的喜悦。
很快,令宣德皇帝龙颜大怒的事情发生了。宣德二年九月,有自北归南者报称,鞑靼军队如群蜂一般屯聚于饮马河,其首领正在拣选精兵壮马,似乎有意南侵。与此同时,边将也奏报,大同西北山中,半夜屡见星星点点的火光,似乎敌人正在窥伺情报,或引诱明军出塞,“情伪未可知”。宣德皇帝要求边防将士提高警惕,并扬言如果敌军来犯,皇帝本人将效仿乃祖,御驾亲征。他说:“此寇谲诈,情伪未可知,须预为之备。可练士马、固城堡、谨烽燧、远斥堠。寇至,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彼无所得。朕将亲率六师按边,得之必剿灭乃已。”但此事并无下文,多半只是虚惊一场。
宣德三年正月,又有边将来报,称兀良哈人在滦河牧马,距离明军防线太近,恐有不良企图。边将请求皇帝批准他们出兵赶走兀良哈人。但宣德皇帝要求他们保持克制,理由是兀良哈人至今并无任何挑衅举止。他还遣使抚谕兀良哈人,要求他们安心牧马,勿胡作非为。谕文曰:“尔等归心朝廷,恭修职贡,往来生理,有如一家,盖已久矣。比闻尔之部属逼近滦河两岸牧马,边将致疑,已严兵以俟。今特遣人赍敕往谕,其遵守法度,约束部伍,不许纤毫侵越,而朝贡如故。庶尔等父母妻子,安居无事,永享太平之福。”不过,后续的事件表明,兀良哈人似乎将皇帝的圣旨置为耳边风。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宣德皇帝以田猎为名,亲自率军到边镇。他对随从出行的英国公张辅解释所谓的“田猎”,说道:“朕此行岂为田猎!但以国家虽安,不可忘武。况边境之民,每及秋则忧虏患,若在我有备,虏何能为患?朕为民故,特因田猎阅武,遂饬边备耳。”宣德皇帝强调自己此行虽以田猎为名,实则到边整饬边防武备,令诸关将士整肃兵马以备检阅。他还强调,此次出行不会耗时太久,“往复多不逾月”,但因为天气逐渐转凉,因此他仍命户部、工部一定要妥善解决随军将士的衣食问题,每名士兵给一个月的口粮,加麦三斗,另又赐予他们衣袄、鞋袜等物。为了不劳民伤财,宣德皇帝还对都督陈景说,除了在滦河上搭建可供人马通过的桥外,其余工役一律不许兴修,不许“重困百姓”。
行军途中,宣德皇帝还敕谕扈从诸将,一定要把明军的军威展示出来。他说:“师行须预严纪律、申号令,衣甲必鲜明,兵器必锋利,军容必整肃。毋纵士卒扰百姓,为将驭卒,须爱之如子弟,即卒事将如父兄矣。古者,将皆与下同甘苦,故能得其心。汝曹勉之。”
大军于八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很快驻跸虹桥。在这里,宣德皇帝说,他本人之所以要选择“御驾亲征”,是因为他“朝夕思念保民,故为此行”。而方至虹桥,他就看到“所经皆水潦之后,秋田无获”,因而大感民间疾苦。他再次向随军士兵强调,沿途勿要扰民,“敢有一毫侵扰民者,必杀不赦”。
九月初一,大军抵达北京以东150公里的蓟州。这里与虹桥的惨状不同,“郊原平远、山川明秀”,老百姓正忙着在地里秋收。宣德皇帝非常高兴,也不忘告诫前来陛见的乡里耆老,“仓廪实而知礼节”。他说道:“今岁斯郡独丰稔,无他虞,善训励子孙,务礼义廉耻之行,毋安于温饱而自弃也。”